原标题：晚年胡适的思想真的趋于平庸了吗？
想起胡颂平与胡适面对面有“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之感，胡颂平1988年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等后辈翻读此书，依旧在深切地分享着同样的感受。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姚峥华
“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胡适生前说过的话，身后由自己印证。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下称《谈话录》）是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生前最后四年（1958年至1962年）侍奉于左右，像学徒、助手、小友，又像是记录言行的史官……悄悄笔记的胡适对事对物对人的反应评论。因其“私下言谈，更少顾忌（贺卫方语）”，多人视其为了解胡适真性情的重要史料。
时隔几年我再次捧读，在《谈话录》中重新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胡适对李敖文章《播种者胡适》的评价，比如胡适不喜欢黄庭坚，比如胡适认为许世英回忆录不可靠，又比如胡适对散文骈文的区分，对代词虚词的禁忌……
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联想、发现、佐证……不管最终能否自圆其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自我看法的过程，煞是有趣。
胡适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是借题发挥
在《谈话录》中，胡适多次提到写文章态度要严正，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切不可流于轻薄。他提到某君写了二万七千字的长文，他看了，还是看不懂。胡颂平在记录中没有点名。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文星杂志》登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
李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
“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
李敖又认为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
这些表述在李敖一以贯之的“毒舌”中算是最高的褒奖和评价了。
▲胡适（图/东方IC）
1962年1月2日的记录中，胡颂平问胡适怎么看。胡适说，在我的年纪看来，总感得不够……他（李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了解不够，何必谈它。要记得，做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
这一年，李敖26岁。而几个月后，71岁的胡适却心脏病发作去世。
在此之前，坊间流传着胡适对李敖有千元之恩的掌故，李敖在《自传与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自述，说他在给学者姚从吾做助理时，因研究会拖欠助理人员薪水，他身受其害。于是，就写信给胡适，向他抗议（因为胡是负责人）。
“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立即回信：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1958年胡适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演讲后，李敖第一次与胡适见面。之后，他们有过一次长谈、三次小谈和数次书信往来。而胡适借给的1000元，李敖还没来得及还，胡适就逝世了。
李敖后来写道：
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前还他。到了二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二月二十四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
据说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曾捐款20万元意为胡适在北大立一座铜像，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令李敖颇感遗憾。
▲2014年7月，李敖与李戡父子一同出席香港书展名家讲座活动（图/赵周贤摄）
201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敖自传》，2018年3月李敖去世。8月17日，在上海书展《李敖自传》读者分享会上，李敖儿子李戡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父亲一辈子，真正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和朋友就是胡适，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敖自传》第126页，李敖专门写了一节“选择了胡适”，文中说，他们那一代人到台湾以后感到苦闷，他自然接近了胡适，“在我历经了左派、右派、国粹派的长期混乱中走出来后，最后只有胡适了”。
李戡说，“胡适对我父亲最大的影响是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治学观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几年前，我和他去济仁所，旁边就是胡适的墓，我父亲一般是不去参观墓地的，但那次他端详了许久，弯腰看着胡适墓碑上面写的每一个字，那个画面我终身难忘”。
李敖一生狂放不羁，有人统计他共骂了3000多人，但推崇的只有胡适。
胡适多次提到不喜欢黄山谷
在《谈话录》中，胡适多次提到不喜欢黄山谷。
比如，别人送他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他说钱锺书中文好英文也好，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其中黄山谷选了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他又说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故意选有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可以看看。这是在《谈话录》中他第一次提到黄山谷。
接着，有一次又说“黄山谷的《黄龙心禅师塔铭》，写得清楚明白”。算是难得的一次肯定。
又有一次，他说金朝王若虚在他的《慵夫集》大骂黄山谷，只有他一个大胆地批评。
……
黄山谷，即黄庭坚，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
▲黄庭坚
我很纳闷一向温和有度的胡适，为何与一位相距一千多年的著名诗人过不去。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胡适最不能容忍的是人的愚蠢，但黄山谷可是天才。七岁就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八岁又作诗送人赴举：“万里云程着祖鞭，送君归去玉阶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他与舅舅李常对对子，李常出上联：桑养蚕，蚕结茧，茧抽丝，丝织锦绣。他当即对出下联：草藏兔，兔生毫，毫扎笔，笔写文章。放到今天，此等才情也少人可比。
胡适看重“文章第一要做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做美”，黄山谷在学理上也可圈可点。比如，他的诗以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诗学理论。
同为宋代大诗人，他与苏轼又大不同，苏轼作诗以气运笔、放笔纵意，师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黄庭坚的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其追随者很多。他所倡导的江西诗派“要字字有来处”，还提出诗的“句中眼”；重视句法章法，其《送顾子敦赴河东》诗便言：“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
也因此，以他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成员作诗风格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
胡适说王若虚敢第一个批评黄山谷，但看王若虚的文章，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在《论语辨惑》中，他对宋儒尤其是朱熹的解经提出了批评，认为“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而宋儒所解，则揄扬过侈，牵扯过甚，故作高深”。在《史记辨惑》中，对司马迁的行处叙事，也多有指责。
若从人的角度，胡适与山谷道人毫无违和之处。如行孝，黄庭坚母亲病了一年，他日夜察看照顾，衣不解带，及死，筑室于墓旁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胡适不抗母命故摒弃爱情与包办婚姻的小脚太太厮守一生。
又如淡泊名利，黄庭坚出任朝廷官职，受诬陷，不以贬谪介意；胡适几经政海波澜，不苟附进。再如讲学不倦，黄庭坚为人师表，凡经他指点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胡适帮助同侪、提携后进，资助林语堂等人国外读书，帮助梁实秋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甚至在书法上也神似，黄庭坚作草全凭心悟，以意使笔，大开大合；胡适下笔流畅，不拘一格。
故只能从理念不同着眼。胡适不喜欢用典，不拘泥出处，不事雕琢，连对自己喜欢的苏轼，也苛责其“文比诗好，他的诗喜欢用典，书读太多了”。这与“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的黄山谷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从这个层面讲，胡适不喜欢黄山谷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适多次说口述历史不可靠
谈起许世英的《回忆录》，胡适曾跟李宗侗说，要指出他的错误，太多了，无从谈起，而且也没功夫一件件把它改正。“看了这个《回忆录》，可见口述的历史多么不可靠。”
台湾学者蔡登山曾撰文写道，1936年间，胡适过东京，晤及当时台湾任驻日大使许世英，便曾劝他写回忆录。1961年1月份起，许世英的回忆录由他口述，冷枫笔录，开始在《人间世》月刊上连载。
胡适是具有历史的考据癖的人，他认为许世英的《回忆录》，“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其中错讹之处，他要负责为之纠正。
▲许世英
事实上，胡适把《许世英回忆录》的前5期请秘书王志维交给金承艺代为查考史籍，之后又把金承艺的回信送给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宗侗看，李宗侗是高阳相国李鸿藻的孙子，熟悉清一代掌故。同时胡适写了封信给许世英，并将金承艺、李宗侗给他的信，请人清抄了一份附上。
《谈话录》中没有信的内容。蔡登山的文章中也没有附录。我后来查资料，发现胡适在1961年4月30日确实写了这封信，提出两点质疑——
致许世英
儁老：我在医院住了五十多天，已于四月廿二日出院了。现在还不敢出门走动，只能写这短简问候起居。《人间世上》发表的《回忆录》已读了四期了，有两点要请您指教：（一）当时刑部的“法律大家薛叔耘先生”似是长安薛允升尚书之误？薛叔耘是无锡薛福成，似够不上“法律大家”。薛尚书字云阶，是当代法律大家，著有《唐明律合编》等书。不知是此公吗？（二）《回忆录》中两次提到满尚书“老珣王”，朋友们都不知是谁。倘蒙提示，至感。匆匆敬祝大安。胡适敬上。
许世英在发表回忆录时，已年届八十有九。记忆难免失真，叙事更难免错误，对于他所口述的有关史实，需要代笔撰写回忆录之人多多费心查核订正，否则就难免出错。
信发出去后，有天胡适问胡颂平，许静老（许世英，字静仁，故称许静老）接到我的信后会不开心吗？胡颂平回答，他的《回忆录》别人会当历史看的。先生告诉了他错误的地方，照理只有感谢，不会见怪的。胡适又说，记忆真不可靠。有许多国外小说我都已看过的，但后来一点印象都没有。
▲胡适亲笔书信（图/东方IC）
1961年8月24日，胡适又有感而发，记忆真不可靠。他以自己的故事为例：
“昨晚雪屏来，我还跟他说，三十七年冬（1948年）我从北平撤退时，只带了三部书，《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陶渊明集》《杜诗笺注》。你看，这部《陶渊明集》是三十八年（1949年）我在上海时人家送我的；这部《杜诗笺注》也是三十八年春在上海花一万圆元券买的。两书上边都有我的记载。我都记错了以为是三十七年带出来的。今天因盖印的关系想起这两部书，才发现记忆不可靠。”
撰写回忆录或是做口述实录的人不少，著名学者唐德刚在采访胡适之前，会将胡适的有关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及其它零星散文进行择要整编，然后拟定大纲、确定访谈内容，从而避免访问时的盲目性与无序性。所以，他所撰写的口述历史比较扎实可信。
胡适也一再强调，做研究工作绝不能别人代查的，就是别人代为查出来的资料，也要自己来校对一遍的。
他甚至提到小说《风暴十年》中的情节“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北京”，说，“这位作者会编造历史，该打手心。”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两者时隔六年。小说作者区区十几个字的表述，难免让历史产生了错接。这是胡适“该打手心”的理由所在。
能入胡适法眼的，也有。台湾《民主潮》杂志上登有署名韵笙的文章《论思想或观念的僵室和简化》，胡适说，这是近年来很少见的一篇用功构思、用全力作文造句，全篇没有一句草率句子的大文字。他用红笔在标题上一勾一划，改成“论思想的简化”。他甚至特意写信给杂志的主编打听作者，表达他的敬佩和欣赏。后来才知道作者是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徐传礼。
胡适说从三国末到唐朝有很多文章是不通的
对胡适，我们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白话文学的贡献卓越。在《谈话录》中，多处可以看到胡适对白话文的一些表述。
有一天，有客人带了歌词求见，胡适看了之后说，要注意思想，而非词藻。白话没有什么词藻，干净的白话是很雅致的。
▲胡适《致钱玄同信》手稿（图/东方IC）
又有一天，胡适用日本鹫尾顺敬的印本，校正了胡颂平抄录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后，谈起这篇文章的不通，他说：从三国末到唐朝，有很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很少能做通的。
活的文字与通的文章，《谈话录》中胡适多次提到。有一次，有人写了一篇寿序，胡适看出很多毛病，对胡颂平说，文章分散文、骈文。所谓散文，就是古代的白话。骈文是用典做代词的，在散文里用代词是犯忌，因用代词，就不说老实话。骈文还喜用对子，在散文里是不得已才用对子的。
韩退之的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古代的散文，古文经过了春秋战国，到了秦朝有一千年的历史。那时候的语言是活的语言，它用的虚字不错，文法也不错。如《论语》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这一句十个虚字，可以说是最精密的记录。《诗经》里“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也都把虚字记之。从夏商以来，到十五国风都是。
周朝是西方来的，叫西土之言。到小雅，有一部分民歌，还可看懂；但到了大雅、周颂，都是统治阶级的语言，没有把虚字记录下来，虚字略掉了就看不懂了。骈文也把虚字去掉，所以六朝隋唐的碑文，多有不通。古文运动把《孝经》《论语》《孟子》当教科书，每个人都经过训练，恢复周秦以前东方语的标准，叫作古文运动。
同样的意思《谈话录》中多次出现，体现了胡适一以贯之的散文白话观。
▲古论语六卷，清刻本（图/东方IC）
当年在上海，清华闹学潮，有人请胡适出任校长，他向北京回电报：“干不了，谢谢。”举此例时，胡适为白话的简洁明了得意不已。
这让人联想到张允和给沈从文拍电报，用了一个双关的白话“允”字，即表明父母同意沈从文与妹妹张兆和婚约，又是允和的名字落款，从而成了文坛中传为美谈的“半个字的电报”。
说老实话，写干净文。这条标准放诸今天照样适用，又有多少人可以达标？
胡适《谈话录》大陆的多个版本
胡颂平读《论语》，很多道理在胡适身上得到印证。胡适说大概是因为他看论语多受其影响的缘故。胡适手头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圣经》，也有几十个版本。
有意思的是，《谈话录》在大陆也有多个版本。
我最早留意《谈话录》的是三辉版，后来一查，发现早在1993年就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引进出版，书封红底上有胡适的谈话照片，生动传神。
其后，是三辉图书于2006年10月以新星出版社的书号出版，白底书封上印着胡适晚年像，淡雅朴素。
到2014年8月三辉与中信出版社合作再次出版，褐黄色的封面上，右居胡适侧身照，左印胡适手迹，书名烫金左竖排，右下是繁体白字“适之”，凝重丰满。
到2016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谈话录（典藏本），深蓝布绒底浮现白字书名，该版实体书未能见到。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图/网络）
胡适去世后，胡颂平经过十几年的搜集整理考定胡适一生的行止著作，完成了三百多万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被余英时称为“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
编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发现最后四年篇幅过重，几占全谱三分之一，遂抽出部分内容，编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这四年的谈话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环境的改变，侧面体现了胡适日常生活状态，晚年的思想和智慧。
里边提到大量的生活琐碎，我信手拈出，竟可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若干例子。
比如一，一个藏书印。胡颂平看胡适南港住宅里的藏书，没有藏书印，便想送他一块牙章，请台静农刻字。胡适想了想答应，说，就用“胡适的书”四个字，字体用隶书，不用篆字，叫人一看就能认得。
二，两样收藏。坊间笑谈胡适一生收藏两样东西，一是火柴盒一是荣誉学位。可胡适说他真正收藏的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发现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因此他又得出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是极权的国家。
三，“三上”，欧阳修的马上、枕上、厕上，在胡适一生中颇为适用。胡适的文章多在“三上”构思的。每晚睡前，如没有睡意，他就背杜甫的《秋兴》八首，还有《咏怀古迹》五首。
四，四十岁时，张冬秀给胡适戴了一个“止酒”的戒指，人家一劝酒，他把手一扬，太太的命令。酒就不必喝了。
五，胡适二儿子思杜身高五尺多，父亲节时，胡适主动电报他，发现本应在印第安大学读书的思杜根本没去上课，不单把学费跑马输光了，还欠了一身债，差点被警察抓去。胡适通过朋友将之救出。后回家，胡适说，我没有责备他。
六，对于“六十耳顺”这个民间俗称，胡适指正“不可解释为听好话”，而是人到了这个岁数，对于任何话任何事，都能宽容待之。哪怕是逆耳之言，也有容忍的涵养了。
七，到了七十岁，胡适希望有资格退休了，可以造一座学人住宅，有些客人可以不见了，有些事可以不做了。每天上下午能有三四个小时，坐下来写东西，那样，写的东西就多了。
……
▲胡颂平
一个日常化的胡适因“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了。
胡颂平悄悄笔记后，忍不住告知胡适。胡适顿了顿，说了一句，“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
书出版前，毛子水为书做序，序文写道：颂平这书，和爱克尔曼的书（指德国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
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谈话。
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但身份关系很相同，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从爱克尔曼所记的谈话录可以看出歌德老年时的智慧，无疑从颂平所记的谈话录，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这一点是我充满信心的。
《谈话录》无疑是胡适晚年真实的个人史。很多人认为，晚年的胡适，思想趋于平庸，学术的生产力日渐下降，《谈话录》除对他整个生平的了解有帮助外，别的意义不大。
不由得想起胡颂平与胡适面对面有“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之感，他于1988年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等后辈翻读此书，依旧在深切地分享着同样的感受。
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