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惠誉：中国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才能实现向现代经济成功转型
蓝皮书指出，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基石，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使城镇化率达到60%，这需要加强市政基础设施以满足城镇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快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区域流动。
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不能简单理解为节约投资
自2014年以来，随着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GDP的主要贡献方。惠誉指出，从投资主导型增长到消费主导型增长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再平衡的过程，对于降低资本和资源进一步错配的风险非常重要。
2014年以来消费在中国GDP中占的份额越来越高，但是固定资产投资2017年在GDP的占比仍高达三分之一。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对固定投资的增长率贡献度大幅下降，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固定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贡献率已由2013年的21.5%上升至2017年的27.4%。
2010-2014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0%，但由于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2016年和2017年分别降至8.1%和7.2%，其中房地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从2013年的25.6%下降至2017年的22.1%，制造业的贡献率也从33.9%下降至30.7%。相比之下，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过去五年中刺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的强大力量。基础设施投资在2017年大幅增长13.9%，超过了制造业和房地产同年的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1%和3.3%)。
蓝皮书显示，目前高铁等大型国家项目已走出投资高峰期，地方政府的重点工作已转变为发展城市轨道交通、解决用水短缺、排水、 污染和相关问题。
惠誉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仍将在十三五计划期间(2016至2020年间)保持强劲增长。财政部曾于2014表示，中国的城镇化率要在2020年前达到60%。而截至2017年，中国按城镇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为58.5%，比2016年上升1.17个百分点。
根据第十三五规划大纲，2016年到2020年间要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达到人民币15万亿元，包括用于公路建设的人民币7.8万亿元和用于铁路支出的人民币3.5万亿元，比十二五规划支出高出人民币2.5万亿元。按照国务院的规划，对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投资很有可能超过人民币9万亿元，还计划新建300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和停车设施，升级市政管道和地下基础设施等。2016年和2017年，中国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上投入了约9.8万亿元，在市政基础设施上投入约15万亿元。惠誉指出，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加快投资，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仍存在较大差异。就铁路网总长度而言，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2015 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铁路里程数仅88公里，仅相当于七大工业国人均里程数的17%。就公路里程而言，中国的总里程数在2015年仅为美国的68%。2015 年，七大工业国的平均里程数是每千人13.9公里，而中国仅为3.3公里，仅为七大工业国平均里程数的24%。惠誉测算，按照目前8%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中国仍需18年才能达到七大工业国的平均里程数。
种种差距表明中国确有投资需求，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的再平衡不能简单理解为节约投资，中国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才能实现向现代经济的成功转型，并在这些经济参数上与发达国家接轨。
基建支出日益依赖地方资金
报告认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控制地方项目支出比控制大额国家项目更难，因为城市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中国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自筹资金、 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和外国借款。地方自筹资金2016年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约60%的总资金，较2010年的49%上升，为最大的资金来源。惠誉指出，国家统计局对自筹资金的官方定义并不明确，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和从其他单位筹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贷款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比例从2010年的30%左右下降至2016年的15%，很大一部分的下滑缺口被其他资金来源填补，包括PPP项目融资的股权部分、非银行贷款融资、政府性基金(主要由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组成)，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
2017年年中财政部实施了更严格的财政政策，以减缓信贷增长和控制杠杆率，包括叫停高杠杆率省份的投资，实施更严格的PPP法规，限制资产管理产品和影子银行部门。
惠誉表示，新的PPP和资管新规将在短期内遏制基础设施支出的增长，部分现有项目甚至可能被搁置。 但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幅放缓的可能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