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对我经济模式的指责贻笑大方
一、总理事会没有讨论WTO成员经济模式的权限
回应之前，有必要简单科普一下，WTO的总理事会是什么机构及其主要职能是什么？WTO是以贸易议题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在其组织机构设置中，部长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具有立法权、解释权、裁决争议的准司法权，还能豁免某个成员的特定义务以及批准非世贸成员国取得观察员资格的请示，由所有成员方主管外经贸的部长、副部长级官员或其全权代表组成。但是，部长会议通常是每隔两年或更长时间举行一次，那么在部长会议休会期间，就是由这个全体成员代表组成的总理事会代行部长会议职能并执行部长大会决议。
总理事会下设三个理事会，分别是货物贸易理事会，负责1994年GATT和各项货物贸易协议的贯彻执行；服务贸易理事会，监督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贯彻执行；知识产权理事会，监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贯彻执行。此外，理事会下还建立若干负责处理相关事宜的专门委员会，如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委员会等；以及贸易政策核查机构，它监督着各个委员会并负责起草国家贸易政策评估报告。虽然，总理事会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开会，自行拟订议事规则及议程；但显然，讨论WTO成员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总理事会的职责所在。
自由是一种境界，但自由也不能随心所欲，自由是建立在大家都遵守规矩的基础上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是这样，WTO也不例外。不能把某个国家的自由建立在组织中其他国家的不自由之上，任何组织成员都必须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让组织成员都相对自由的规章制度。
二、中国的保护和重商主义色彩远远逊色于美国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极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经常被人们与重商主义联系起来。不知道谢伊大使在给中国扣上“世界上最具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体”这顶超级大帽子时，有没有想过美国在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具有悠久历史。幼稚产业保护论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关于制造业报告》中提出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自由放任学说思想发源地；而美国建国初期的比较优势是农业，工业谈不上优势而是劣势，按英国人当时以及美国人今天的主张，美国应该走杰斐逊路线（也就是发挥比较优势）；但美国人所做的恰恰是按英国人做的去做，并没有按英国人说的去做。不仅如此，1930年美国为了应对大萧条，还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大幅提升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立即遭到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并导致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下降为1932年的120亿美元。不仅加剧了经济危机，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讽刺的是，法案的两位发起人里德·斯穆特和威尔斯·霍利议员，在下一届国会选举中也都败选。那么今天，美国为什么隐瞒自己曾经的历史？为什么要“抽掉梯子”？我想，一是可能不愿说，二是也不能说，其目的无外乎是想让发展中国家不能沿着“梯子”爬上来，从而永远奴役他们。
往事如烟，相逢一笑。过去的我们就不提了。但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前，针对自由贸易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美两国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一方面，美国正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向中国，以及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传统盟友挥舞着关税大棒；另一方面，中国倡导推进WTO改革，主张利用多边框架解决贸易争端，并不断下调各类进口品的关税。提前履行了将平均关税降到10%以下的入世承诺，目前的平均加权税率只有4.4%，实际征收率更是低到只有2.4%。不仅如此，截至今年7月29日，世界贸易组织ITIP数据库显示，中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只有2652项，远远低于美国的5452项。
三、中国是否存在政府引致的资源错配
资源错配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概念。如果资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就是“有效配置”，而“错配”则是偏离了这种理想状态。从技术角度来看，“错配”可以分为两种，学术界将之定义为内涵型错配和外延型错配。内涵型错配，是指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假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凸的，那么最优配置应该是同样生产要素在每一家企业的边际产出相等，不然就存在矫正“错配”、提高产出的空间。外延型错配，则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内所有企业的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均相等的条件下，仍能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带来产量提升的情况。显然，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引致了资源错配应该是指外延型错配。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政府采用非市场的手段，将生产资源更多配置到国有企业，这种安排不合理的前提就应该是，生产资源在国有企业的边际产出更低。但真实情况如何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证明，若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不仅如此，当用增加值/销售收入、增加值/销售成本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还要远高于全部企业的平均值。如果进一步考虑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则更是如此，因为国有企业还能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引导和调控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否认部分地方政府在经营不善国企的退出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
四、中国的经济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世界贡献性
中国的经济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贸易破坏性吗？谢伊大使讲破坏，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了全球贸易量，抑或降低了全球贸易质量呢？我们并没有因为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越来越大，就无端贬低其他国家所做的独一无二贡献。
下面这组数据有必要再重复一遍，虽然每次讲的时候，美国都像捂着耳朵大叫“我不听”的撒娇小孩。首先，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6年，4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2%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2.7%的年均增速，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事实上，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仅为1.8%。其次，中国经济发展通过贸易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一方面，中国通过出口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丰富了各国消费选择，降低了投入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进口需求迅速扩大，为国际贸易繁荣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有效促进了世界经济再平衡。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2016年，中国进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占全球进口市场的份额由8.4%提高到了9.7%，上升1.3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份额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中国对世界越来越大的贡献也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今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就表示，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多年来亮眼的经济增速，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中国也给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未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会更大。日前世贸组织对中国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参与审议的各方普遍认为，中国这两年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方向给全球发展带来了机会，对于中国在过去两年里经济贸易政策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中国经贸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会感到非常赞赏，对中国履行世贸组织的各项义务所取得的进展也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高度赞赏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他们也非常高兴地认识到，中国的开放在加入世贸后没有停步，还在继续扩大。
五、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看，中国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近年来却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常常受到部分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质疑。出现这一质疑的关键是，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到底该如何确定？没有完全固定的标准，在判定上比较权威的机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尤其是后者会按不同发展程度发放优惠贷款）、世贸组织（世界贸易中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关税比例保护自己的国内产业），另外还有一个经合组织，一般认为它是发达国家俱乐部。凡是被它接纳的成员国，基本会被认为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目前，这些机构并没有将中国纳入发达国家行列。
部分别有用心的机构或个人甚至认为，中国坚持使自己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是要逃避缴纳费用、环境保护等责任。这真是有一些“小人之心”了。实际情况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以说明上述判断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中美关于《巴黎气候协定》的态度，美国退出了这个协定，而中国在认真履行。不仅如此，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陆续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理念对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
最后，我对美国同行的建议是，“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近来美国发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等报告，无一不是基于过时材料的选择性应用。殊不知，在美国故步自封的时候，中国正在与时俱进。当然，如果美国真的认为他们自由到可以无数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就另当别论了。（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为《美对我经济模式的指责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