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六声学者计划︱法律与秩序：中小跨境电商面临的挑战
2018年6月，澎湃新闻的英文产品——第六声（Sixth Tone） 与复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第六声学者计划” ，资助八位青年学者在中国八个省进行为期六周的田野调查。此次田野调查的主题是“科技如何改变乡村”，其中包括四个具体议题：农村电商、大数据、农业无人机和荒漠化治理。本系列为青年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到世界范围的竞争。这里面不仅有举足轻重的大型国营民营企业，也有无数极具开拓精神的中小企业，而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借助各国电商平台发展壮大的小微企业也不可计数。然而在这个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之下，却藏有无数法律的险滩暗礁。
就在我参加Sixth Tone青年学者项目电商组田野计划的第一站第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当时我们是探访义乌市著名的电商村——北苑街道杨街村，在采访一家规模颇大的跨境电商的时候，那位老总突然向我寻求法律上的建议。原来该企业近日在美国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而被起诉，而他义愤填膺的认为自己是被钓鱼。而在看过他提供的律师信之后，我顺藤摸瓜找到了该案相关的法律文书，这才发现该企业因为没有及时应诉5月份已经被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缺席审判，在判决书中除了禁止该企业继续生产销售仿制品以外，更是直接将他们冻结在支付宝和贝宝账户中的资金作为25万美元赔偿的一部分判给原告企业。
这个案例暴露了中国企业在“闯世界”的过程中法治意识淡薄的老问题。虽然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四十年，但是我国很多企业并没有走出模仿复制外国现有创新成果的道路。不论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远的生产工艺技术、还是像素级抄袭的互联网产品、还是这种低附加值的外贸小商品、甚至连园艺景观、市政建设都处处找得到“高仿”外国的迹象。但因为我国对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国外还有相当差距、外国中小企业在中国寻求法律救济门槛较高、各地政府受GDP驱动对知识产权侵权视若无睹，结果在有中国特色的创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一旦走出国门就会遇到在法治社会“水土不服”的情况。建设法治社会并非一朝一夕，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市场监管者的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该听之任之。相反，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其实在给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法律援助的领域我们有着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大多数企业在遇到诉讼的时候，为了避免正常的经营因为封号等原因而被干扰，他们通常都会选择与原告方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方的诉求都是真实的，中小企业的“绥靖”导致在境外出现了许多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碰瓷”的实体。他们利用中国跨境电商中小企业法律经验欠缺、怕事躲事心理，借助电商平台封帐号冻资金的大杀器，直接奔着和解金而去。虽然看似每个企业都以相对金额较少的和解方式解决了网上经营的大问题，但众多企业采取类似的应诉策略却制造了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每个人最优的策略却产生了对所有人最差的结果——结果进一步促进了这个“法律碰瓷”产业的发展，给跨境电商的未来前景制造了更大的麻烦。
而据访谈得知，中小企业之所以急于和解，除了要尽快恢复正常经营以外，还更多因为打官司费用太高不确定性太大。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尤其是众多跨境电商企业首选美国——法律体系非常复杂，一定需要专精特定领域的执业律师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并不廉价。以本案涉及的知识产权法为例，跨国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收费都是每小时一千美元以上、非合伙人律师收费根据资历深浅为每小时400-700美元不等，而即使是小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收费也在200-400美元之间。与此同时，本案虽然被判赔偿25万美元，但实际被冻结的资金只有8万元，企业愿意支付的心理价位仅有一万美元。那么即使是收费最低的律师，这家企业也仅仅能购买50小时的服务，远不足以解决一个已经因为程序问题而被缺席判决的案子，而且也没有哪个律师能保证一定能取得让企业满意的结果。一方面是不确定结果的高额法律开支，一方面是确定结果的低额和解费用，趋利避害的企业也就很自然的选择后者，但这又导致这个问题长期化。
而更糟糕的是，以上的信息还是笔者利用私人关系获取的，被诉企业本身大多不具备获取准确信息的能力，凸显了法律服务市场的严重错位问题。这些年来来中国职业的美国执业律师从人数上来说并不少，甚至还有金杜这样规模庞大的跨国律师事务所。但这些律师事务所都设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服务大型企业用户或者高净值人群。可是像义乌这样经贸发达的地区同样有着庞大的法律服务需求，虽然单个跨境电商企业用户所产生的费用有限，但义乌是中国仅次于北上广深杭的第六大电商城市，有着广阔的法律服务市场蓝海。除了资源配置的错位，北上广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之所以不来义乌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培育难度大。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和视野或许不会限制他们市场敏锐性，但却很难让他们去充分理解法律这一门槛极高、异常繁复的服务业，更谈不上建立起对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信任感。如果要打比方，法律从业者和中小企业企业家的关系类似中国的医生和患者关系，知识层面的巨大鸿沟让双方难以互信，法律从业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事半功倍的经历也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更能沟通的大型企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净值人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义乌乃至浙江省政府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首先，通过双向联系北上广大型律师事务所和地方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可以起到一个信任构建平台的作用。本质上来说，地方政府借助自身的政府信用，在法律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之间扮演了“支付宝”的角色，从而可以极快的将本地法律服务市场培育起来。这样既可以切实的帮助到数以万计的本地企业，减少在经贸活动中无谓的“损耗”，又可以引进一个新的经贸服务类行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政府应该帮助中小企业设立一个专门用于法律服务的律师费互保组织。正如前文所说，中小企业打官司最大的障碍是得不偿失、耗时费力。诉讼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还可能会遇到被其他同行借机挤占市场份额；而就算赢了官司，其他没有打官司的企业也会借机搭便车，结果打官司的成本一家独自负担，诉讼胜利却服务了全行业。而设立律师费互保组织就可以有效避免这两个问题。这个组织运作起来就类似保险，平时会员企业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然后一旦某家企业遇到诉讼就可以用大家众筹的经费打官司，减轻了参与诉讼企业的负担，而如果赢了官司的话其他企业“与有荣焉”也就理所应当。
最后，政府应该组织北上广的律所“送法下乡”，定期给企业们开设法律培训服务，提高企业家们的法律意识，减少日后寻求法律服务过程中沟通的困难。现在互联网知识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不论是授课者还是学习者都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知识传授，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起到这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即可。
（本文部分内容得到Morrison & Foerster LLP黄陀律师的帮助。本文编译自Sixth Tone：Law and Orders: China’s online Sellers Face Legal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