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嵇康之死与魏晋嬗代
如今一提到“嵇康”，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世说新语》中塑造的“竹林七贤”形象，而最令人深刻的莫过于《雅量篇》中嵇康“临刑东市”的记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世说新语》中对嵇康之死的描写绘声绘色，感人至深，甚至还补充了司马昭杀嵇康后觉得后悔的细节，让人更觉惋惜。唐人修《晋书》的时候，《嵇康传》全篇大段引用其文章著作，涉及嵇康生平事迹的内容极少，但偏偏对于“临刑东市”的记载几乎全录《世说新语》所描绘的情景，同时将“文王亦寻悔焉”改为“帝寻悟而恨焉”，在痛惋之情上似又更进了一步。
然而，这个记载其实并不可信。在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嵇康之死甚至带有一丝必然的意味，司马昭对嵇康之死绝不可能感到后悔。想要真正理解嵇康之死，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
“不孝”的罪名
嵇康之死，表面原因是受到了好友吕安“不孝”罪名的牵连。据虞预《晋书》记载，景元三年（262年）时，嵇康的好友吕安妻子被兄长吕巽淫辱，而吕巽先发制人反诬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作证，“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当时钟会等人又从旁煽风点火，最终司马昭一怒之下将二人全部处死。
嵇康和吕安之死并非魏晋之际唯一受祸于“不孝”的例子。嵇康之死前，何曾就用“不孝”的罪名指控过时为步兵校尉的阮籍。何曾对司马昭说阮籍在母亲去世后“居丧无礼”，还敢饮酒吃肉，应该将阮籍流放边境，以正视听。嵇康死之后，庾纯也因为在宴会上当面指责贾充弑君的行为，最后被何曾、荀顗和司马攸以“不远布孝至之行”之名弹劾贬官。
其实，司马昭责嵇康等人“不孝”是假，怨他们“尽忠”才是真。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启动了篡曹自代的进程，早已开始清洗支持曹魏的力量，史书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曹爽被杀后，魏将夏侯霸奔降蜀汉。姜维问他，司马懿发动政变后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夏侯霸回答：“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意思就是说司马懿准备篡曹自代，暂时不会有心发动对外战事了，周一良先生曾评论此道：“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
嘉平三年（251年）欲拥立曹魏宗室的王凌被司马氏镇压；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杀死拥护曹魏的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和宗室夏侯玄；正元二年（255）司马师镇压了在淮南叛乱的毌丘俭；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又镇压了继续在淮南叛乱的诸葛诞。甘露五年（260）司马氏的党羽贾充弑杀魏帝曹髦于南宫阙门，结果贾充安然无事，曹髦反被褫夺帝号，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在这一过程中，支持曹魏的大臣喊出了“尽忠”的口号来反对司马氏，首先在淮南起兵反叛的王凌在被擒后路过贾逵的祠庙，便大声喊道：“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严衍《资治通鉴补》记载王凌被毒杀后，其子王广也对司马懿说：“广父非反也……广父太傅之贼，而曹氏之忠臣也。”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曾经说：司马氏以“不孝”的罪名杀嵇康，但他们自己又“何尝是著名的孝子”？司马氏执政期间举起“孝”的大旗，主要是为了消解支持曹魏宗室一方“忠”的价值和号召力。
嵇康与曹魏的关系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的权势日炽，很多士人都审时度势，为了家族利益的延续最终选择了支持司马氏，故而南宋词人陈亮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中感叹道“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在这种大背景下，为什么嵇康会选择支持曹魏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嵇康个人的态度并非是整个嵇氏家族的态度。嵇康的家族在魏初时地位尚不显赫，据裴松之所引的《嵇氏谱》：嵇康家族“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为姓。”嵇康的家族从会稽迁徙到了谯郡，并由“奚”氏改为“嵇”氏，在魏晋时期，姓氏与郡望往往是家族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而嵇康家族却轻而改易，其地位高低可见一斑。同时嵇康父亲嵇昭官为“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即管理图书文籍的小官，官位并不高。
嵇氏家族真正崛起是在嵇康和其兄嵇喜这一辈。在曹氏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嵇康坚定地支持曹魏宗室，而嵇喜则投入了司马氏麾下，是齐王司马攸一派的重要幕僚。当时名士阮籍擅用青白眼待人，阮籍面对与其立场接近的嵇康总是青眼相待，但每次遇见嵇喜却作白眼，嵇喜只好尴尬地离开。吕安拜访嵇康逢其不在，嵇喜迎客，吕安便在门上写一个“鳳”字，意为“凡鸟”来嘲讽嵇喜。后来即使嵇康为司马氏所杀，嵇喜仍然出仕于司马氏，历任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扬州刺史、太仆、宗正。宗正是负责管理皇族事务的官员，嵇喜能任其职，可见其与司马氏的密切关系。
魏晋时期同一个家族分别支持不同势力和派系是常见之事，比如琅琊诸葛氏的诸葛亮出仕蜀汉，诸葛瑾出仕孙吴，而诸葛诞则出仕曹魏，因此时人称“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此外司马氏也同样如此，虽然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一系一直在谋划夺取曹魏的皇位，曹髦有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却号称为“大魏之纯臣”，在司马懿一系篡权的过程中多次翼护魏室。学者朱晓海认为司马孚的这一政治姿态是出于保全司马氏门户的考虑，篡位之事毕竟凶险难测，如果司马懿一系失败，司马孚一系便可维持司马氏的家族地位不坠。嵇康和嵇喜的立场差别实际上也是嵇氏家族“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虽然嵇康因为支持曹魏反对司马氏终遭厄运，但是嵇康之子嵇绍后来在西晋时却仕至御史中丞、侍中，可谓显官，背后除了有山涛举荐的帮助，也跟当时嵇氏家族并未因嵇康之死而完全没落有关。
嵇康支持曹魏宗室，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迎娶了曹魏宗室长乐亭主。长乐亭主是沛穆王曹林的孙女，而曹林是魏武帝曹操与杜夫人所生之子，也就是说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不仅如此，杜夫人与曹操还生下了金乡公主，后来金乡公主又下嫁给了何晏，所以何晏是嵇康妻子长乐亭主的姑祖父。正始年间，何晏被拜为尚书，典选举，史称“其宿与有旧者，多被拔擢”，嵇康在迎娶了长乐亭主后，被拜为郎中、中散大夫，很有可能是当时主选举何晏的功劳。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曾说：“夫婚仕之际，……实亦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阶级一生成败得失至有关系。”在其另一篇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又说：“嵇公于魏晋嬗替之际，为反司马氏诸名士之首领，其所以忠于曹魏之故，自别有其他主因，而叔夜本人为曹孟德曾孙女婿，要不为无关。”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的起因，在于正始年间曹爽任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主持选举，推行一系列改制，触动了曹魏功勋旧臣的利益。仇鹿鸣先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认为：“曹魏老臣参与、同情高平陵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和打算。”当时很多曹魏旧臣如蒋济等人劝司马懿不要杀曹爽，主要是有意保全宗室和功臣势力的平衡。然而司马懿却在政变成功、控制政权后，悍然清洗曹爽宗室势力，当时何晏即使帮助司马懿穷治曹爽党羽，依然难逃被杀的命运。嵇康是曹魏宗室和何晏的姻亲，这重身份便决定了嵇康不可能与司马氏合作。
正始十年至景元三年嵇康被杀前，嵇康一直坚定的支持曹氏。《晋书》嵇康本传称，在毌丘俭叛乱时“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夏侯玄被杀后，司马昭欲征他为属官，嵇康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手段，逃到河东隐居不仕。与此同时，嵇康还进行了大量玄学创作，反击司马氏主张的思想立场。
嵇康的著述与其反司马氏的立场
学界一般将玄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东晋玄学。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虽然他讨论的问题上承正始玄学，但是他的玄学思想与之前正始时期的王弼、何晏等人并不完全一样。王弼等人的正始玄学致力于结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的正题；而嵇康强调自然的思想则是玄学的反题，将玄学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嵇康的玄学思想固然有其作为哲学思想的超然一面，但同样不可忽视其与时代背景和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唐长孺先生在《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一文中指出：“玄学决非如后世所想像的那末超然，那末空洞，而是反映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论……（阮籍、嵇康）在破坏名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破坏名教实即是反对司马氏政权。”嵇康的个人创作与他的政治立场紧密相关，并且擅长“借题发挥”，《管蔡论》、《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即为显例。
嵇康的《管蔡论》表面上看是要为周代在淮南地区叛乱的管叔和蔡叔翻案，嵇康认为管叔和蔡叔本来“服教殉义、忠诚自然”，但是因周公突然摄政，面对这个消息他们一时不能接受，出于对王室的忠心，“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侯外庐认为《管蔡论》很有可能是甘露元年（256年）四月高贵乡公曹髦幸太学向诸儒请教学问时，论及管蔡时作，此时距离淮南毌丘俭被诛只有一年，嵇康《管蔡论》的真实政治意图，在于回护当时在淮南起兵被司马氏镇压的毌丘俭。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文本内容主要是关于音乐是否有哀乐之情、情感与声音之间的关系以及音声之和等问题的辩论，以往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嵇康音乐艺术和美学的著作。不过，嵇康《声无哀乐论》中运用道家庄子提出的“天籁”思想，强调音乐的自然性，重点驳斥了东汉以来儒家所主张的音乐和政治有直接必然联系的观点。在名教之治中，礼乐占据着重要地位，嵇康此举实际上就是在否定司马氏的名教之治。1985年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一场“《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研讨会”，会议中蔡仲德提出“对于研究《声无哀乐论》来说，其前提和难题在于弄清嵇康‘声无哀乐’的原意……嵇康否认音乐能表现哀乐、能唤起人的哀乐，是为了反对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其意见得到了很多与会学者的赞同。如此说来，嵇康《声无哀乐论》看似是在讨论“音乐问题”，但实则文章的锋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至于《与山巨源绝交书》，根据徐高阮的考证，虽然书信中嵇康称事件起因是山涛举其为官被其拒绝，但是山涛举荐嵇康自代是甘露三年的事，而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发生在甘露五年（260年），已然时隔两年。嵇康的真正目标指向是甘露五年魏帝曹髦被弑事件。
甘露五年贾充弑杀魏帝曹髦是震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司马氏内部的司马孚，还有支持司马氏的曹魏旧臣陈泰，都请求司马昭严惩凶手主谋，但是司马昭却最终采取了回护贾充的态度，同年陈泰因此抑郁在胸，之后呕血而亡。仇鹿鸣认为汉末大姓颍川陈氏在西晋迅速陨落，与司马氏渐行渐远，即与此事有关。司马氏内部的力量尚且有如此剧烈的动作，嵇康作为曹魏宗室一方的支持者，他的心情和反应可想而知，所以《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写作目的绝不是为了推拒一个已隔两年的过时邀请。嵇康在信中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如此激烈的言论，正是为了表达政治上对司马氏已迫近的禅代和魏帝曹髦之死的谴责和抗议。
嵇康是继夏侯玄之后曹魏宗室一方反司马氏的人望领袖，史书说嵇康临刑时有太学生三千人为其请命，可见其号召力。但也正因为此，随着魏晋嬗代进程的日益加快，司马昭诛杀嵇康是必然之事，司马氏不可能一直容忍嵇康这样的异见人士领袖存在。苏轼有言：“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发动了灭蜀之战以作为猎取皇位的功勋保障，灭蜀战役是司马氏完成魏晋嬗代最重要的一步，之后同年十月，司马昭便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在此前一年，司马昭处死了嵇康。
嵇康之死对于当时整个魏末士林的影响颇大。嵇康的好友向秀原先也有“不羁之志”，长期隐居不出，但是嵇康死后立刻应朝廷征辟，来到了洛阳。当时司马昭见到向秀时还揶揄他道：“闻君有箕山之志，如今怎么也来做官了？”向秀谦恭又不无讨好地回答：“我认为许由、巢父这样的隐士不懂尧帝的心，不值得学习。”清代王夫之读史至嵇康之死时，也不由感慨：“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
魏晋之际处于一个忧心国家命运与重视家族利益风气交织的社会转型时期，嵇康支持曹魏宗室，既有为国为君尽忠的精神立场，又包含家族分别支持不同派系的利益考量。嵇康在坎坷的政治境遇中创作出了极为精彩的玄学作品，立场鲜明地反对司马氏，在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但这也导致了他在魏晋嬗代高压、残酷的政治倾轧中难逃一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