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病榻上的“谋杀”
“老头已经这个岁数，再加上偏瘫，肯定不好伺候，但不管怎样也不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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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汉堂屋内，和其他物件相比，他病重时坐的轮椅显得很新。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实习生张一川 编辑 胡杰 校对 陆爱英
朱守仁生前住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屋门朝东，里面摆了两张单人床。
他睡的那张紧贴西墙，床头朝南，床脚处横着塞下另一张床。病重时他83岁，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两个儿子睡在这里轮流照顾他。2017年11月26日晚，他死在这张床上，那天正轮到大儿子大川照顾。
事发后，大川出外喊人，说父亲用一根绳子自己勒死了自己。
四天后，在朱守仁出殡前，警方带走了大川。
大川后来供述，是他看到父亲一心求死，就帮助用被子捂住父亲口鼻，“成全”了父亲心愿。
2018年6月20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宝应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个案件，公诉方提出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嫌疑人大川刑事责任。律师则认为大川属于“帮助他人完成自杀”的行为，建议轻判。
目前，案件还未宣判，但这起69岁儿子“杀死”83岁父亲（注：由于老人年龄说法不一，83岁为身份证年龄）的离奇命案，又因开庭的缘故，再次成为宝应县射阳湖镇大桥村街头的谈资。
关于这场悲剧的前因后果，当地流传着多个版本，人们的看法也是各有不同。有人担心这样的不孝行为会被效仿，希望严惩大川以儆效尤；也有人认为大川是冤枉的，觉得大川憨厚老实，对父亲一直照顾得不错，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还有人觉得大川是一时糊涂，“老头已经这个岁数，再加上偏瘫，肯定不好伺候，但不管怎样也不该杀人。”
▲左边是朱老汉的床，现在已经堆满纸箱，两个儿子轮流照顾时住右边的床。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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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勒死了自己”
朱守仁生病前，一双巧手远近闻名。
60多岁就常跑出村割杨柳枝，然后一捆一捆运回来编大篓筐，卖10块钱一个。后来编不动了，他开始做斗香。斗香是当地祭祀神明的一种香，若干股香拿纸裹上，聚在一个香斗里，像宝塔一样摞起来。
春节外面放着鞭炮，人们在庭院里点起斗香，檀香和木头屑焚烧的味道混在一起，烟火旺盛，预示着来年的好日子。
去年10月初，朱守仁正在家里做斗香，忽然歪倒在地。大川送他进医院查出脑淤血，导致左侧肢体偏瘫。
之前身体一直不错的老爷子突然不能动了，儿子们开始轮流照顾，一家轮10天。由于小儿子在上海打工，他那10天由二儿子代替。
根据法庭审理时公布的证人证言，朱守仁生病后心里不痛快，也对拖累子女感到不安。有过绝食行为，说自己瘫下来受罪，子女也受罪，还有过一次让拿农药。儿子劝过他之后，他又开始吃饭了。
2017年11月26日，是大川照顾期间的第六天。
根据大川的供述，之前朱守仁两次让他买安眠药，他没同意。11月25日晚上，他捱不过父亲，到镇上的卫生院去开药。
医生王小生对大川没有特别的印象。当时他正坐在门诊室看书，有个人拿了自己和父亲的身份证跑来开药，说父亲睡不着，要开些安眠药。这种事在当地很多，医院也因此有规定，一次最多开9粒，剂量很小。
那天医院出账系统正巧坏了，大川第二天上午又去了一趟，把药取走。
根据大川的供述，26日那天，他把9颗药都交给了父亲，关照父亲一天吃一颗。下午6点多，他到厨房给父亲烧饭。
大川的二弟就住在父亲隔壁，离着不到10米远。大川伺候朱守仁吃晚饭时，二弟也来了。父亲吃完晚饭后，大川将他扶上床后离开。
附近村民说，大川前几天晚上住在朱守仁屋里，后几天没住了，照顾完回自己家睡。
26日晚上10点多钟，邻居们都听到了大川的喊声，他告诉邻居和二弟，父亲勒死了自己。
▲大川住的房子在父亲房子的对面，中间隔着一片田。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朱老汉独居的房子，正面是堂屋，左侧是卧室和厨房。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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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自杀还是故意杀人？
朱守仁的葬礼安排在11月29日上午。早上6点左右，灵车把遗体拉到20公里外的殡仪馆，准备火化。
在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印象里，那几乎是去年冬天最忙的一个早晨。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朱守仁排在了第11号。送去没多久，警方就打来电话，说这个人不能烧。
村支部书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一位细心的村民觉得朱守仁脸色不对，耳朵出血，不像自然死亡。这位村民考虑再三，报了警。
大川被警方带走，很快就供述了作案的过程。
根据大川供述，当晚8点多，他担心父亲大便不方便，就去了一趟，从窗户看进去父亲在睡觉，没进屋就离开了。晚10点左右，他又去了一趟，看见父亲脖子上绕了一根红绳子，绕了两圈。绳子一头扣在床角，另一头拽在右手上。
他进屋看到父亲脸上充血发红。很慌张，就用被子蒙住他的脸，右手按捂了嘴跟鼻子的位置，大概2分钟。之后他把被子掀开，发现父亲右耳朵有血。买给父亲的安眠药也没有了。
2017年12月15日，大川被执行逮捕。
事件发生后，律师周平受法律援助中心委派，作为大川的律师为他辩护。他见过大川六七次，觉得他“憨厚、木讷、什么也不懂”。
公安局的笔录提到，大川有“送父亲一程”的想法，周平认为属于“帮助他人完成自杀”的行为。因此不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扬州市检察院作为案件公诉方在法庭上指出，帮助自杀是指他人已有自杀意图，行为人对其给予精神鼓励，使其坚定自杀意图，或者提供物质、条件上的帮助，使其实现自杀意图的行为。而直接动手杀人，即便是应他人请求而为之，仍不应认定为帮助自杀，而是故意杀人。
检方认为，嫌疑人的供述里，绳子穿过去系在床头这一动作，老人因左边身体偏瘫，仅用右手很难自行完成。另外，一个人除非借助重物外力或上吊自缢可完成自杀，否则在呼吸困难时出于求生本能，其自身的力量会本能地松开，很难把自己勒死。
根据宝应县公安局出具的鉴定书和照片证实，老人死亡原因是被他人捂压口鼻、勒扼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虽检出安定成分，但不构成死因。
在律师会见的过程里，大川一直在解释安眠药和红绳子的事，说是老人自己的意愿。
大川和周平说，他进屋后发现父亲奄奄一息，就用手在口鼻处“tang（一声）了一下”。在家乡土话里，这个词近似“摸”的意思。公安机关的笔录里写了“按”，他不识字，名字也不会写，也不知道如何确认。
“我用手‘tang’了一下，我就杀人了？”
周平认为，案子唯一的客观证据是尸体检验报告，其他环节只有口供。从整个卷宗来看，嫌疑人只有“按”这一个动作，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他父亲有自杀意图在先，属于“多因一果”，建议从轻判决。
鉴于大川主动供述了当晚行为，有自首情节，案子也发生在家庭内部，被害人家属兄弟姐妹签了谅解书，检方认为可以对其从轻处罚，量刑建议在13至15年有期徒刑之间。
▲天平镇街头，一位老人费力地向前迈步。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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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父亲，意味着不能打短工”
大川在看守所，已被羁押了7个月。
在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是长子，他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招了上门女婿住在县城，小女儿嫁到镇上。
素华是大川的小女儿，今年33岁，脸盘和嗓门都大。
对父亲的描述，她无法说出10个字以上的句子，“种地，打工，捞鱼，捞海（指虾、蟹）”。做完工有时到她家吃顿饭，喝上二两白酒，“从不提前打招呼，说来就来”。两人个把月见上一次。
父亲被带上警车时，素华就在旁边看着。她愣在原地，没有跟去，也没有和姐姐商量，“我搞不清楚，门也不懂”。
素华说，自从父亲被带走后，就一直没见过面。开庭前后，丈夫去过一次，回来告诉她，父亲比之前在家还胖了一点，但老喊头疼。她不知道病理上是怎么回事，觉得是“想不开的病”。
今年春节，素华没有回娘家，她不想回去。事情发生后，她害怕人多的地方。邻居说，头一个月素华一出门就围上一群人问东问西，她不吭声。有人讲出来，她爸爸把她爷爷杀了，她听了还是不吭声。
但在面对记者时，素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他没有做”。
在村里，村民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些村民认为，儿子因为被拖累就杀死老人，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不严惩怎么行？”
也有人同情大川，84岁的周婆婆至今不信是大川杀了父亲。“老太爷是自己死的，儿子冤枉了，搞错了。”她和周围几个邻居觉得大川对父亲不错，去年10月份，老人住院期间大川一直在照顾。回家后，老太爷夜里闹人，叫儿子给他拿尿壶、抓痒。
在检察院的公诉书中，提及大川杀父的动机，有一句是：“照顾父亲，意味着不能打短工每天少挣一百元。”村民们说，每年10月和11月，正是收稻子、种麦子忙碌的时候。入冬后农活没的干了，大川就到鱼塘里做工，穿着皮褂皮裤，在冷水里捞鱼、抬鱼、弄水草，干一天挣100块钱。
“就算是真的，（大川）也是为了多苦（挣）点钱，可怜哪。”有村民说。
整个村子里，白天很难见到60岁以下的人进出。大川的一位邻居对记者说。这里10家有8家都和大川一样，六七十岁还在外做工，“能挣80是80，能挣50是50，只要还能动就一直做”。
平日里，大川的妻子书红在两三公里外的田里栽秧。
早晨5点出门，下午6点半收工，是她现在的谋生手段，一天下来挣70到80块。
“不打工干嘛，不要吃吗？”收工回来，她坐在院子中间低矮的台阶上，面无表情，几个手指头搓来搓去。四周的房顶把她围起来，她好像待在龙卷风平静的风眼里。
▲村里的邻居周婆婆今年84岁，丈夫早逝，儿女在外打工，一人在家独居。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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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防老
出了村，过了大桥，向北三公里是射阳湖镇。
镇上就一条主街，修车铺门口，五金店门口，寿衣店门口，到处坐着无所事事的老人，盯着外乡人陌生的脸。
射阳湖镇政府的王双负责全镇及下辖各乡村的民政事务，她介绍，射阳湖全镇9万5千人，65岁以上的老人有2万，大多是农村户口。他们的子女多数在外打工或居住在城里。
射阳湖镇政府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他看来，六七十岁的年纪，在城里很难找到工作，但在农村可以打临时工，“现在三四十岁的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了，老年人打一天工挣100块、120块，蛮好的。”
镇上一个小饭馆的老板娘说，每年中秋节后两三天，镇上的汽车站里，挤着背蛇皮袋子的务工者，六七十岁的很多，去苏州、无锡、上海。向南200公里，过了江阴大桥，“都是高楼大厦，工地多，好赚钱”。
在当地，“养儿防老”仍然是十分普遍的观念。
王双说，宝应县由民政局公办的养老机构全县只有一个，还有两三个民办的养老公寓。但这些都在县城。镇上只有敬老院，无儿无女或家庭特殊困难的才接收，属福利救助性质。
在各乡镇，400至500个老人中，只有大约100人能进敬老院，剩下的散落在各自家中养老，“农村人没有去养老机构的习惯。”王双说，从县里到镇上，目前鼓励民办养老院，“一张床位补贴1万块钱，省里市里给补助资金”。
村民们说，在养儿防老的大环境下，只能企盼儿女孝顺，老人健康。若遇到老人身体不好，又遭子女嫌弃的情况下，像大川家这样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位老人独身一人住在岸边的木船上。老人身体好时，到水塘里捞一点鱼虾到集市上卖。四儿一女虽然都不算穷，但没有一家愿意让老人跟自己一起住。船上没有电也没有水，冬天挨冻，夏天挨热。一到中午吃饭，住在不远处的儿子儿媳就送来一碗白粥，“粥不像粥，饭不像饭，再加点萝卜干，没见过别的菜”。
去年或前年的夏天，老人死了，没有人记得清楚日子。
▲天平镇河岸边，停靠着几艘木船。有老人曾住在船上，独自生活。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贺雪峰教授认为，无论是儿子嫌老人拖累，不想照顾了主动杀人，还是看到父亲自杀没有施救“帮助自杀”，这都是一个悲剧。
贺雪峰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过农村调查，他认为不能简单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去解读这个悲剧，要放到我国农村目前实际环境中去看。
贺雪峰认为，瘫痪在床的老人，本人和子女都面临难题。子女承担了伦理的难题，“所以才有那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一边忍受病痛，一边还要承受他人‘何必拖累子女、不会做父母、不会做老人‘的言语，这样的情况下，有的老人或是子女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文中除周平律师、贺雪峰教授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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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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