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作家李西闽：应景文章大多没有深度，我的小说并非如此
“我不会指责范跑跑，在当时，你要想想你会怎么选择。我认为逃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人类的本能，这无可指责。如果我连自己的生命都救不了，我怎么去救别人？又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总是容易站在一种道德高度去指责别人，这些批评者并不会设身处地地想，只会道德批判。”作为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作家李西闽为范美忠所引发的社会舆论打抱不平。在他看来，真正的悲悯是让地震中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得到充分谅解，只要不是通过杀人放火的手段取得某种东西，在极端状态下，选择逃生根本不算什么。
其实，不只是范美忠，对于地震当下及地震十年后浮现的众生百态，李西闽多是抱持宽容、理解的态度。
十年前的大地震，他被埋废墟中长达76小时。十年后，社会舆论场一度分裂为两种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应当深切悼念，另一部分人认为灾民已渐渐放下怀念之情，重新生活，不要再去渲染打扰。这对李西闽而言只是淡淡一句：“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想纪念的人，纪念就好，不想纪念的人，遗忘就好。”
灾难于他而言，早已刻在生命中，不可能猝尔遗忘。“但我选择直面，我也慢慢与痛苦讲和，该吃吃、该喝喝，不等于说我的内心没有痛苦，只是已经学会与悲伤和平共处，慢慢往下活。”
正值汶川地震十周年，李西闽的新书《我们为什么要呼救》出版，历经十年，重看汶川大地震。这十年来，诞生过震撼人心的描述大地震的文学作品吗？从几度自杀，到如今坚信要“好好活下去”，他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李西闽，聊聊他的新书，和地震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澎湃新闻：作家阿来觉得在当下、特别是在纪念日去写地震，是一种灾民心态，写不出好作品，所以他自己特别要避开这些纪念日。你怎么看阿来的这个观点？
李西闽：阿来说得没错，对于那种一窝蜂的纪念文章，为了博取某一种同情、贩卖痛苦的文章，这样讲毫无异议。大部分应景文章，都没有深度，我从来没写过。但我的小说并非如此，我是沉淀了十年，有话要说，不是借助纪念日来凑热闹写这本书。我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我要把经历过的东西写出来，这是对自己的交代。
我获救以来，写过《幸存者》、《救赎》，还有这本《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我获救后两个月，还没完全恢复好，就用一只手指敲出了十多万字的《幸存者》。我想把我的经历真实记录下来，如果当时不写，我可能会忘记。第二本书《救赎》讲一对夫妻失去儿子，到大城市打工，两个人有挣扎，有扶持，一起走过那段艰难的道路。《救赎》写得稍微浅一点，因为缺乏时间的沉淀，关于灾难，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发现一些更宝贵的东西。
今年是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十年来我经历过种种不堪、痛苦，都写在书里。书中我写了苏青和李翠花两个家庭，他们经历种种煎熬和痛苦。我们这些幸存者很多人一直在苦熬，我选择在十周年出版这部小说，不是纯粹地为了纪念，这本书里，我没有贩卖悲伤，只是真实地写了我们这些幸存者，十年来的经历和过程。我也希望借这本书告诉自己，不能再沉湎在大灾难的痛苦之中，要重新开始。十周年，是一个结束的日子，也是一个新生活开始的日子。
从我埋在地下的时候一直到我被救出后的这十年，我一直都在呼救。我为什么要呼救？因为我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星球，很多落难者在遭遇困难时，一直在呼救，却得不到回应，他就死去了。我觉得我必须记录下这些东西，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相互搀扶往前走，相互帮助着往前走。所有的呼喊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不论有没有回应，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理念，就是人必须搀扶着往前走。
澎湃新闻：你提到的“应景文字”，常常会写成哭天抢地或者好人好事，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过去十年里，有哪部关于大地震的作品让你感觉写得好？
李西闽：这类应景文字，大多没有深入人心。但是，也有一些纪实报道写得很感人、真实、客观，写得很好。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流于一般的应景文章？其实跟我们一些写作者的“急躁”有关系。比如说明天“5·12”了，我今天开始写，为了能及时发在报纸上。这种浅薄的、快餐式的纪念文章，每年都很多，某种程度上，是报刊的一种八股文化，每年都回避不了。
但是这样也好，总有人去写，比起让事件消失、忘记要好。但是，我们仍需要一些有深度的文字，来挖掘和反思灾难，与悲伤讲和，这才是最重要的主题，才是富有生命价值、意义的内容。我新出版的这本书肯定不是应景文章，因为我对灵魂有很多挖掘，也有深意蕴藏在具体的故事细节中。
这十年里，真正写地震的、成书的作品并不多，只是报刊上一些小文章多。有一本书叫《汶川十年》，里面都是纪实作品，我觉得那本书写得还不错。
其实，这个题材的写作不讨好。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很难有人会深度挖掘地震题材。有些作家觉得，如果去写，会陷入刚刚所说“贩卖悲伤”，怕被别人议论。二是确实难写，因为中国关于灾难的作品，包括电影和小说，到现在为止，真实的、深度的作品基本上没有。
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题材太难驾驭，很难写好。因为这需要积累和深刻的悲悯之心，否则就会回到应景式文章。甚至像阿来，我想他触碰这个题材时，也是有顾虑的。但我是亲历者，我不写，谁来写？而且我有感而发，并非空泛谈论。
澎湃新闻：你曾有过几次自杀的想法，但在这本书中反复在提要好好活下去，怎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李西闽：经历大灾的人，大多会产生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比如抑郁症、创伤应急障碍等。每到这时候，整个人像陷入泥潭里，不能自拔。有一种幸存者内疚的提法，说的就像我们这样，常常会产生难过情绪。我经常会想他们死了，我却活着，好像对不起他们。这种负疚感一直缠绕，会给我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到极端时就会产生厌世感，会一直沉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
每次我遇到痛苦时，内心都在呐喊，有时没有大声说出来，有时会说出来。我会在微博、朋友圈里说说我自己的情绪，那是一种呼救方式，很多朋友看到以后，就会打电话安慰我。我怎么走出来？其实活下去是一个最简单的目的，因为人只有活着才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会去找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让他给我们开药、检测，也要依靠很多亲朋对我的关怀，比如说我女儿就会让我觉得，为她付出是我的意义，我要养育她长大。一次又一次之后，我才慢慢地走出来。
澎湃新闻：大灾之后，有人产生心理问题，会在宗教信仰上有所调整，你也这样吗？
李西闽：其实，很多经过灾难的人信佛、信基督，都在寻求一种宗教救助，这也是一种内心呼救的表现。信仰是很重要的事，很多经过大灾的人，他们皈依宗教以后，确实是回归宁静，渐渐地很多病也就治好了，特别是精神上的疾病。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些精神疾病，除了用药物治疗，其他的都发挥着辅助作用。
我对所有的宗教都很敬畏，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怕自己信仰某个宗教后，会陷入另一种束缚。所以，我一直在寻求一种合适的，能让我真正皈依的宗教。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自己的信仰，比如前面说到的“活下去”，活着就是我的信念。
澎湃新闻：从十年前的《幸存者》，到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呼救》，下一本书你还要考虑再写大地震吗？这本书成书后，你会有遗憾之处吗？
李西闽：我的下一本书肯定不是地震题材了，因为我必须要有更好的沉淀。等到再写灾难小说的时候，我不会再写这么薄的书，会用写30万、50万字的篇幅对灾难重新审视。我对灾难有敬畏，所以，如果再去触碰这个题材的话，可能要五年、十年后，写一部更惊心动魄的作品。我永远不会迎合什么周年纪念来写作，《我们为什么要呼救》，它对我来讲是十年来的总结，也是重新开始的起点。
关于这本书的遗憾，我觉得未来再修订时，我会让故事和人物更丰富一些。这本书的缺点还蛮多的——因为任何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主要是写作时感觉太仓促，像李翠花一家的故事，如果我能写得更详尽，有更丰富的细节，可能会好一些。
澎湃新闻：选择遗忘，对灾民而言是一条好的出路吗？他人的安慰对你有用吗？
李西闽：这是忘不掉的，而且就算选择性遗忘，哪天又重新记起，那是更厉害的心理伤害。很多心理学家都会建议灾民选择慢慢接受，而不是遗忘，坦然面对才是最好的治疗成果。灾民其实忘不掉那场灾难，就像我每天一洗澡，会看到我身上的伤口，我忘不掉。遗忘不幸的，忘不掉，就去接受、面对它，再勇敢地活下去，这才是唯一出路。
他人的安慰不是说没用，而是说没有一种真正的介入和感同身受。但确实，感同身受很难做到，甚至有时轻描淡写的安慰还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负担，还不如躲在一个屋子里，去舔舐自己的伤口。我很建议这些人应当由真正理解他的亲朋给予更多的关爱，这样他会比较好。
澎湃新闻：你被埋76小时后救出，对你的这段传奇经历，有人觉得同情、怜悯或惊讶，你更希望别人怎么来看这段经历？
李西闽：对我来说怎么看都不重要，有什么样的感受都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深度、学识、阅历都不同，所以对某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有很多人会同情我、觉得悲伤，特别是我的好朋友们，他们对那种折磨更加感同身受。这样的经历很容易碰触到人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就是悲悯，对受难者会有一种自然的悲悯。也有人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在我获救后，有人在博客上留言，说我怎么没死在那？人心是永远琢磨不透的。
所以对这段经历，有任何反应，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一直以来，我对别人的评价都不太在乎，我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更好地活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