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你知道星期日工程师吗？多年前他们让先进理念和技术流动起来
【编者按】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如何诞生的，汽车业对外开放从哪里起航，上海浦东开发区有哪些“全国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一批又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改革开放措施闪耀着首创精神的光芒。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6月22日起推出专题报道，展现40年来的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
星期日工程师，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陌生的称呼，放在三四十年前，却是社会上最火热的词汇之一。
1980年代，每逢周六的傍晚，在上海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有那么一群人，从外表特征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带一副秀琅眼镜，拎着人造革的包。
周日傍晚，在车站或者码头，又可以看到这些来自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程师们从郊区或周边省市县市兼职回来的身影。
在市场经济大门开启，乡镇企业兴起的1980年代，星期日工程师让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动起来。由此而生的科技体制变革，裨益亦延续至今。
才华真正得以施展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不少民营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星期日工程师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状况。但这些出身“草莽”的企业，因为欠缺技术积累，发展急需高技术人才的支持。
现年75岁的刘忠云曾是中国最大开关厂华通开关厂的高级工程师，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家乡甚至愿意出20万元请他回去办厂。
当年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数十元，但刘忠云和家人很干脆就拒绝了，上海大国企的工程师，不会轻易放弃上海户口，但他答应在节假日，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通过兼职，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就那么流动起来了，上海的工程师们，为大批中小乡镇企业带去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退休教师陈忠民也曾为兼职的报酬震惊，他至今记得，帮助一家工厂成功研发电磁灶产品后，对方递过来装满5元、10元人民币装满的一大包。那时候，陈忠民的月工资约是36元，从没见过那么多钱，惊得不敢伸手。
但相比报酬，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星期日工程师都表示，让自己投身兼职的，是自己可以真正施展才华造福社会，是知识被尊重、被敬仰的感觉。
“就像唱卡拉OK，我愿意付钱，唱歌给别人听一样。”刘忠云说，自己甚至愿意倒贴，来做出一件有价值的产品。
从地下到地上
然而，上海工程师的星期日兼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白海临曾在原上海星际无线电厂工作，1970年代末，为了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事后，当地塞来信封，白海临不敢要，但对方还是硬塞了一条黑鱼、一只甲鱼。
“不知怎的，两条鱼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支部书记还专门找我了解，让我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白海临回忆，当时自己正申请入党，因此还紧张一段时间，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心里石头才算落了地。
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能不能在业余时间兼职？业余劳动的收入是否合法？在当时，这些问题有着很大争议。
风声鹤唳时，星期日工程师被厂里“盯梢”等情况，同样不算稀奇。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
1979年，上海郊区奉贤一家工厂连年亏损，打算开发新产品。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受聘担任了技术顾问，从此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赶往奉贤。经过他近一年的努力，该厂绝处逢生。
不料，因为3400元劳动报酬，他以受贿罪被检察院起诉。就这起事件，《光明日报》还专门展开了前后将近两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最终，韩琨的行为被中央政法委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韩琨事件”被称为“中国星期日工程师无罪第一案”，使得“星期日工程师”从地下转到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
日后，这一转变也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科技体制变革
随着星期日工程师的身影越来越多出现在乡镇和民营企业，自下而上的科技体制机制变革同样在酝酿。
1982年，上海市科委举办了一场轻、手工行业和全市技术交流会，取得了很大成功，社会反响强烈。企业对技术有较大的需求，科研单位也有输出科技成果的强烈意愿。
通过这次交流会，上海市科委意识到，应当大力发展技术市场。1983年5月，上海第一家技术市场机构——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2018年更名为“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成立。
1984年9月，《上海市民办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自此兴起了一股由科技人员领衔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和民办科研机构的热潮。
1988年5月，上海市科协成立了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简称“星工联”），为星期日工程师搭建有组织的服务平台。就在四个月前，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白海临当时担任星工联秘书长，他回忆，在报纸上刊发联谊会成立的消息短短一两周，就收到了超过3000人的报名，最后1700多人注册。
星工联不仅赋予了星期日工程师新身份，它建起的桥梁，同样促进了科技咨询服务的蓬勃发展。
譬如，上海淮海照明灯具厂是一个区属小厂，工艺比较落后，原材料消耗大，电光源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星工联的首任会长蔡祖泉几次到厂里指导改进工艺，就使得原材料节约了70%。
又如，加入星工联后，上海工业用呢厂技术人员胡汉荣开始不断往返太仓指导企业，仅半年时间就使得该厂的合格率从45%提升到95%，企业当年就扭亏为盈，增加效益330万元，还获得了原轻工业部的“金＊＊飞奖”。
尽管组织规模如今已不如往昔，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如今也已慢慢老去，但他们的经历，已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永久的路标，不因时间而逝去。由此而生的科技体制变革，裨益亦延续至今，且仍在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