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克扬：洛阳Circa 2000——透过洛阳懂得“历史”
为什么对洛阳有种特殊的感情？这要追溯到1999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巫鸿老师那里念书的时候，选了一门他的课，题目就叫做“洛阳公元500年左右”（Luoyang Circa 500 A.D.）那一年，我刚去美国留学不久，谷歌和华为都立足未稳，世贸大厦仍然好好地在那站着，不知为啥手机却是努力在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和今天截然相反——世界大事像中国的房价一样即将风起云涌，我却浑然不知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对我来说，“洛阳公元500年左右”也是我的“公元2000年左右”。之前对于北朝的历史并不是全然陌生，但在北美重温洛阳的城市和艺术，则是另外一种语境了。对于大多数到美国只是为了开洋荤的中国学子而言，到美国学中国，简直是“莫名其妙”。
在《图书馆之死》一文里，我已经吐槽过这种纯然依赖文化想象的心智生活。在图书馆中，我时常会待到午夜才回家去休息，所浏览的不外是考古发掘报告、墓志拓片、墓葬平面图之属，它们既不都是现代人心目中芳香的“美术”，也难免枯燥，常让我读得时空倒错。
所幸，图书馆外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吸引我的。就算是“学术修道院”，没有围墙的生活本身并不分“内”“外”，艺术史毕竟也还有很多具体而微的“物质文化史”的层面。最好的，是我们有一间精选的艺术阅览室“Art Reserve”，除了老师指定的读物，在那里还有很多非此不能看到的珍稀图书和精美画册，品质之精，内容之广，从那以后都没在其它地方遇到过。有时，我情不自禁地离开了本题，去翻看围绕那个时代文物主题的画片。虽然大多数书未必关于洛阳，但是它们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广大的中古世界的大门，那些墓志、地图所记叙的世界不再那么抽象了，看累的时候，我抬起头来，就看见身边的玻璃罩里一尊北宋风格的石质佛头，金彩无存，但依然朝着我熠熠生辉地微笑。
这就是我的“洛阳Circa 2000”。
刚开始，我好生奇怪这门课为什么叫“Luoyang Circa ……”？这样一个课题的名字简直称不上名字，洛阳的公元500年，算是它的“万历十五年”吗？
后来我才知道，对洛阳而言，这是个特殊的年份，494年，孝文帝把国都自代北的平城迁到洛阳，不仅是北魏的统治者面对着巨大的变革，中国历史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转折时刻。在传统历史观中，孝文帝的汉化改新是“进步”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客观上，却加速了这个王朝的覆亡，短短三十余年，汉魏洛阳城就匆匆地走向毁灭，并且从此一蹶不振。我们将要研究的，正是这段短促的，却又如星云般灿烂的洛阳的最后时光，在那段时间里，宗教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足以使人迷狂的地位——在世俗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这是难见的高光的一瞬，启人想象。
我从没有去过洛阳。在此之前，就算是那些可以称得上“历史城市”的空间中，我甚至也不曾留意过“看不见的历史”——对一个还很年轻的人而言，混迹在现实的中国城市的十丈红尘中，微薄的旧痕实在是算不上有吸引力，对于庸常的生活而言，那种历史缺乏即时的，实在的意义；即使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古迹”，对于广大的“现代”的系统，也不过是汪洋大海上漂浮的一点残骸罢了。
现实中的洛阳是废墟，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遥远的北美，“古代”却忽然变得丰满而完整了。原本只是零星的物件和遗迹，不算太多的专门研究著作，都自动连缀，组合成整体的洛阳，好像传说中它的开阳门楼柱天外飞来，不再受到彼时已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实的影响。这一切，可能还要拜修学条件太好的芝加哥大学所赐，它无需为有关遥远“古代”的课程预设什么中心思想，就像他们教授柏拉图、普林尼一样……大学只是冷不丁地把一座宝库“掼”到你的桌上，那几架子书虽然不能算是应有尽有，但几乎可以和北大图书馆阅览室里的信息量相当（当时在北大还没有办法去大库自己选书）。这些书，毕竟都是有眼力价的人细细斟酌、悉心采配的——尽管阅览室里运行着最新的苹果电脑，真正愿意在这里面壁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时候，图书馆里没有什么“现代”的动静，好让“古墓派”的人们可以独自入定，洛阳的大和小，结构和细节，逻辑与光彩，都一起涌到你的面前，自动汇成一座神话般城市的光泽与影像。
何况，关于那个洛阳，我们还有一本如此精彩而又奇特的“城市文学”著作：《洛阳伽蓝记》。
用一本书写尽一座城市原本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的。但是杨衒之，站在洛阳的废墟上追怀往事的北魏时人，做到了。他的空间同时也包含了时间，结构串起了故事，它们分别是“城市文学”这张华美织毯的经线和纬线。今天研究北朝洛阳的学者常常引用这本书讨论文化史，实则它的记述也有夸大之处，但是对我而言，《洛阳伽蓝记》已经足够丰富和准确了。它有关一种难得被系统记录下来的城市历史的“心理传记”，不仅有坐标方位，还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拿今天的比喻来说，就好像一整套摄像头所拍摄的各个角度的城市监控资料，在其中有着复合的，多层面的意义，难以为一般的历史叙事所尽道。
比如，大多数讨论汉魏洛阳的人都会想到永宁寺著名的九层佛塔。高达“九十丈”（一些论者认为，这个数字可以折算成现代的140米），顶上有十丈高的金色剎竿，合计离地一千尺，在距京城百里之外已能遥遥望见。《洛阳伽蓝记》用一系列的数字，不遗余力地描写这座塔的高大，比如，剎竿上有容量达二十五斛的金宝瓶，孝昌二年（526年）狂风，宝瓶被刮落在地，竟然“入地丈余”，由此可见塔得有多大，佛塔赖以传声的金铃，每一个都如小口大腹的陶瓮。佛塔九层，每一转角都悬有金铃，上下一百三十枚。佛塔四面，每面三门六窗，门上各五行金钉，全部加起来有5400 枚金钉……作者最后的总结，含有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一系列成语：
“（永宁寺塔）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不惮其烦的铺陈既是歌咏曾经存在的，也是叹惋已然消逝的，这座神话般的高塔仅仅存在了16年左右，它失火的时候，当时的“消防队员”完全无能为力。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会突然醒悟这段历史文本正是基于一种“过去完成时”的黑色视角。想到中国式怀古都是这种“过去完成时”，往往都对应着“荆棘铜驼”式的不祥的预言——早在杨衒之之前，就有索靖站在洛阳宫门之前，指着宫门前的铜驼感叹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相比如此蔚为奇观的古代的文字，永宁寺塔，就像洛阳一样，剩下的也就只有记述在考古报告中的残砖碎瓦了。我在寂寞的图书馆中大呼精彩的同时，又不免掩卷叹息……
但当我出门去，汇入大街上享受现代生活的红男绿女时，我又好像回到了另一个“洛阳”之中，只不过其间有着某种让人错乱的“时差”——图书馆里理应是回到了不甚可见的“过去”，但晨钟暮鼓的哥特式校园背后的地平线上，芝加哥市中心蔚为壮观的摩天大楼也是奇迹般地升起，好似历史摇身一变“回到未来”——更不用说，这现实和未来之间，应还有不同文明发展程度的“时差”。要知道在那一年，北京的天际线也没有发展成今天的模样。对于同样“不可思议”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城市的景观，初到美国的我，还在缓慢的适应过程中。倒也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对此都缺乏足够的反思，记得我们的建筑课老师讲解《癫狂的纽约》这本书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我们实际计算一下，假如帝国大厦内的人员需要疏散，该花多少时间？也就是99层的人要下98层楼梯，98层的人要下97层……
那座大胆的，只能造不能救的永宁寺塔，在它付之一炬时，也该有这样的算术题啊。
“不可思议”的，除了人为的奇观之外，同样涉及具体的人情。美国这样一个久未经患难，又是建立在大胆的革新和投机上的国度，大家想的都是“一万”，其实没有多少人在乎“万一”——更没有人在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样的丧气话。纽约客由此和洛阳人有了某种共同的心理基础，无论多大的千古兴亡的话题，当它最终落实在“城市”这样具体的事物上面，并且同样被非常的语境所推动时，“故事”比“事实”要来得重要了，“故事”和“故事”之间，比“事实”和“事实”之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在黑暗中注视着大街上的灯火，我不仅下意识地感到，面前这我尚不能充分理解的异国都市的生活，和书本里的洛阳之间，也许竟然有一条神秘的时光隧道相连？
现实和过去之间，或者故事与故事之间，它们赖以连接的桥梁不是宏阔的议论，只能是更直观的东西，是可以和普通人生活对接的尺寸，触觉和感情。也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浮现出写一部小说的念头，我要写一个古代的工匠，在标准格式的学术论文之余，补足论文里不能看见的他的心理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心理活动，也就像是一面怀着创造的喜悦，一边在现实压力中苦苦补缀功课的“我”的心理活动。
洛阳“曾经”的如何如何，也就是过去所断言的“现在”的如何如何，“过去完成时”也联系着“将来完成时”。就像我们无法想象古代洛阳的壮丽，“现在”也将变成我们无法想象的废墟，我们不知“现在”将往何处去，也正如洛阳人不可能预知竟会有我们这样的子孙，在北美安静的大学里读着有关他们的故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万千个“现在”也将变成无法挽救的荆棘中的“过去”，高歌猛进的历史会有着不甚连续的时刻——“将来完成时”的预言，和“过去完成时”的追忆仿佛两面相对而立的镜子，镜子之中无穷叠映出的是城市生生灭灭的宿命。
从那一刻起，我突然觉得我算是第一次懂得了“历史”。对我而言，洛阳不再是一个仅仅有着石窟和牡丹的旅游地了，它着实是一座古代的城市，但也以某种形式活在我们中间。有关洛阳的文学作品也不再是修辞的俗套，它记录的是具体的、可感的空间中的某一刻，即使依托它的物质载体已全然消失，你依然可以从种种痕迹中嗅到熟悉的气息，因为那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气息。只不过这种生活并不完全是平凡的，而是充满着各种“异国情境”——恰好，我们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异乡，同时被平庸、迷信和奇观所折磨。
于是，在2001年，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纽约（后来我也搬家去了那里）的世贸大厦崩塌的躯体像雨点一般砸落下来，我竟然在第一时间想起了洛阳，想起了永宁寺塔。
于是，我第一次有了去洛阳考察的机遇，那也是公元2000年后不久。其实，公元500年，那个“整数”概念对古代中国人原本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以上某种冥冥中的心会，它们的实质相去并不远，既是因为围绕着那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也是源于时间循环里产生的奇怪的“既视感”。
在现实中的洛阳，一个普通的三线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时间所带来的丧失，“天津桥上繁华子”的风景早不复了，昔日的掖庭美人变成了粗服乱头的村姑。一切一切的落差，比想象中的还要巨大——但是对于想要“体验”历史，而不仅仅是去追怀史迹的人，这种落差又是如此地恰到好处。
从那以后，我写作论文的愿望已经不那么迫切，但写作那部小说的种种构想，就像古代洛阳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变得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