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阎学通（下）｜中国外交如何排序国家利益并确定用力方向
外交政策与客观世界
澎湃新闻：近年来中国外交取得了诸多成果。在您看来，中国外交取得成果的同时，是否存在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此外，如何看待外交政策的变化？作为学者，您觉得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外交决策、政策影响有多大？
阎学通：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要与变化的客观世界相一致，而不能固守以往的认识，我们的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世界是多极化还是两极化？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是零和还是双赢？综合国力的基础是经济还是政治？当前国际政治变化是秩序变化还是体系变化？当前国际政治变化比二战结束后变化大还是小？当前国际政治变化的重要性能超过苏联解体吗？外交决策应以利益为依据还是以价值观为依据？对这些事务的认识关系到我们的对外战略决策是否符合客观世界，而决策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又决定成败。
目前全球出现了强人政治潮流。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智库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的作用大大小于以往。强人政治潮流使学界和智库作用下降的现象具有全球性特征。其他学界的情况我判断不了，但从外交角度讲，学界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力是下降趋势。
澎湃新闻：世界和平论坛是一个高级别非官方性质的国际安全论坛，在当前世界的背景下，举办这样的论坛的意义是什么？在哪些层面和途经上能对当今的中国外交提供有益的参考？当今世界的其他主流安全论坛（如慕尼黑安全会议、香格里拉会议、达沃斯论坛等）与世界和平论坛之间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之处？
阎学通：世界和平论坛是一个关于国际安全的思想论坛，它每年举办的作用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对安全形势发展趋势的预判、预警以及安全合作建议。今年也不例外。去年提出了世界秩序要乱的预警，今年则可以对乱的程度和乱的领域做出更为具体判断。
世界和平论坛是一个国际论坛，并不是为中国专门设计的，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听取论坛上的各种看法和判断取决于政府而不是论坛。世界和平论坛是非官方的，因此与香格里拉、慕尼黑、达沃斯都不同，它们都是官方的论坛。我认为各个论坛最好是保持各自的特点，避免雷同，这样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会更大些。
在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认为在其他国家听不到有关本国的正确声音，所以人们对世界和平论坛这样的会议就有很大的社会需求，因为这个论坛让不同国家的声音和不同观点在同一论坛上得到表达，让大家知道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做与我们的实力相符的事
澎湃新闻：您说过，界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能否请您根据当下的时势界定一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排序及其原因？
阎学通：我对当下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安全利益是指海外人员和财产的安全问题，在我们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安全利益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政治利益是指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要实现崛起，中国就需要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不提高战略信誉就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们产生疑虑、警惕，甚至敌视。经济利益是指拓展海外的资产，文化利益是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
澎湃新闻：中国现在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对海外的援建和投资也越来越多，我们还成立了国际发展合作署来统领管辖这一事务。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质疑，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阎学通：我们的对外政策不宜讲是为了“帮助别人”，对国际社会，我们所有的政策对外宣示时要明确讲我们的政策是服务于中国利益的，这有助于让别人相信我们。越宣传我们的政策是为自身，别人越会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可靠的。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从而有助于扩大国际支持。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似乎有重回其“孤立主义”传统的趋势，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反复无常也使美国的战略信誉大大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国际社会是否有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阎学通：我们现在的实力地位和其他国家比已经强大很多，同时我们和美国的实力差距还很大，我们在未来10年还无法获得与美国同等的综合实力，这是我国当今实力地位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决定了，美国无力做成的事情，我们也做不成。如果美国已感到它的实力为世界提供领导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们就更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领导。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为我们所在的区域提供领导。在我们的周边地区，我们有地理上的特殊优势，我们为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是有发挥地区领导作用的可能的。提供公共产品的策略应优先周边地区。
中国的崛起更需练好“内功”
澎湃新闻：您觉得，近几年来中国的国家（国际）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阎学通：中国国际形象变化是一个万花筒、多棱镜。在不同领域里的形象变化是不一样的。从生活角度讲，世界认为中国人富了，中国游客是最爱购物的，中国已经是国际游客人均购物支出最多的国家。从经济角度讲，世界上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富有的发达国家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从中国借到钱，找中国借钱正在成为一个新潮流。从军事角度讲，世界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军事实力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有些国家认为中国开始军事扩张。从安全角度讲，“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仍有一定市场，认为中国威胁周边某些国家，甚至威胁一些国家内政。从政治角度讲，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国家，但这种不确定性与美国不同。美国的“不确定”是因为其政府的政策多变，而中国的“不确定”则是外界吃不准中国到底是什么政策。
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形象正面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认为，加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力度将能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
澎湃新闻：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及其球迷的表现赢得世界诸多赞许。但在国内，网民对此事的反应却截然分成两派，一方认为日本队是亚洲的代表和骄傲，支持日本队；另一方则认为勿忘国耻，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我们现在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那么中国应以怎样的器局来看待自身与邻国、乃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阎学通：从崛起角度讲，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是从其所在地区发展起来的，因此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好与坏对其成败有重大影响。日本是东亚实力最强的邻国，搞好中日关系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
在中国，大家有多元看法是好事不是坏事。当一个社会只有一种看法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思想不健康的。但是在多种不同的看法中，这种对日本足球队的负面态度，说明我们国内一些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复仇主义心理。我个人认为，我们崛起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国内，历史上所有崛起大国的失败都源于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