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⑦索文清、刘晓：目的是为“抢救落后”
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索文清、刘晓的口述。
索文清（1936—），黑龙江东宁人。195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组工作。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系、民族博物馆工作。
刘晓（1932—），女，江苏丰县人，1944年参加革命，1949年调入北京市工作，195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组傣族哈尼族调查工作。毕业后留校工作。
访谈对象：索文清、刘晓
访谈者：白正梅、李旭、杜辉
访谈时间：2009年6月13日
录入整理：李旭、杜辉
[张龙翔按]：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中心的一个内部刊物，他们是针对各个少数民族学科，以及在民族战线工作老同志的采访，索文清先生和刘晓先生当时作为一个重点对象也接受了采访。
李旭（以下简称“李”）：索老师、刘老师好。我们今天能够请到两位前辈给我们讲述20世纪50年代参加民族大调查的情况，真是很荣幸。我们首先想简要的了解一下两位老师的个人简历，比如出生地、家庭影响等方面内容？
刘晓（以下简称“刘”）：我出生于江苏的一个书香世家，是个大家族，很早就出来参加工作了。
索文清（以下简称“索”）：我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农民家，解放后上的小学、中学。因为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大调查时又分到了云南同一个调查组工作，我们基本上两年调查的时间都在一起，经历都差不多。所以关于调查的事情，我们两人谁说都是一样的。因为现在刘老师听力不是很好，语言表达上很慢，受很多局限，浑身都是病，但是她愿意说说调查的整个过程，因此我想要刘老师先说。说的不全的地方我再做一些补充。调查回来以后，临毕业时，我们就结婚了。
杜辉（以下简称“杜”）：是不是在调查中两位产生了火花？
索：有关系，去调查的时候我俩都还是学生。
杜：谁主动的？肯定是索老师。
索：一般来说，都是男的主动。那时候很朦胧，哪儿像你们现在这么开放。
李：刘老师，当时您为什么报考民族学院？
刘：我家里面跟少数民族没有关系。那时候也不知道民族学院是怎么回事，报考大学一个人一定要报五个志愿，最后一个志愿也要填满，所以我填的是民族学院历史系，就这样被录取了。我是调干生，来民院以前是干部。到了民族学院，我才知道咱们国家有50多个民族，过去只知道汉、满、回、蒙、藏这五个大民族，不知道有其他民族。
李：你们是如何参加民族调查工作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总的调查情况好吗？
刘：我们1956年进校，是历史系的第一班学生。1958年，人大常委彭真代表中央提出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到民族地区去抓第一手的材料，当时叫做抢救材料，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然后搞三套丛书，经过研究调查之后，在这基础上再进行民族学，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当时人大常委决定的民族大调查是要为这个目的打基础的。当时我们是大二学生。
索：实际上1958年的大调查前奏是1956年就开始的。1956年的调查不是全国铺开的，大概只是7、8个组。1958年的调查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再次提出来强调“抢救落后”，所谓“抢救落后”是指民族地区经过了1956年的民主改革之后，好多民族还保留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的社会面貌残余，这个阶段的好多原始材料都还保留着，如果这个时候不抢救，这些材料经过历次的改革运动以后就要消失了，中央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要抓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方面的资料。所以1958年展开了民族大调查，这是当时在社会科学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动员的面和人力比较多，参与调查的人，除了高等院校以外，还有研究机构地方各级政府相关的干部。当时我们民族学院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学校的师生大部分都下去了，当然也有一部分留下来上课。我们历史系当时有两个本科生班，一个研究生班，我们班人比较多，连锅端，都去了，老师除极个别有病的以外，基本上也都下去了。除了我们历史系以外，政治系的本科生和干训部的也去了。再就是语文系，分各个语种，我们去云南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傣语班、一个拉祜语班在下面实习，实习完了就要毕业。傣语班的老师张公瑾是学校很有名的语言学家，他是学傣语的，赶上搞调查，他便带着傣语班，还有一个拉祜语班，就地编到了调查组。当时全国有16个调查组，除了我们学院以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的少部分师生也参与了云南调查组，另外中央民族歌舞团、戏剧学院也有人参加了，他们也有这个任务，要进行全面的采风。下去的单位很多，组成了一个很大调查团体。
李：当时参加民族大调查都要经过哪些程序？
刘：首先要报名。我们历史系当时是民族学院学习风气最浓、教授最多的系。学校有20多个教授，大部分在历史系。所以，当时搞社会历史调查历史系是骨干，因没有那么多的教员，就把学生的力量加进去。你报的方向是哪儿，一般就分到哪儿。
李：您二位当时报的都是云南组？
索：对，因为当时云南组是大组，对我们有吸引力。
李：是自己报名？
索：自己报，报完之后，由系领导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统一分配。
李：当时报云南组还有别的原因吗？
刘：一是因为云南民族多，有20多个民族，需要的人多。再一个是我们对云南好奇，少数民族多，又是边疆地区，过去一说云南，山高路远，谁也想像不到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到最远、最苦、民族成分最多的地方去。我们很幸运能参加这个组，有些人就没能参加上。每个组都是自愿报名，然后再协调分组。
索：16个调查组，我们为什么选择去云南？因为云南是个重点，国家投入的力量比较大，等我们到了以后才知道，云南调查组最多的时候达到400人，这里边包括地方上各个参与单位。
李：调查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刘：国家供给了一个包行李的油布，也就是一个雨布，发给一个笔记本，这就是咱们学校发的两样东西。后来给补了一个蚊帐，带着粮票30斤，我们都带着被子、自己穿的衣服，带着包，带着书，到云南组以后发给了一个调查提纲。我们组分了一个135的照相机，当时的胶片都是135的，没有收音机半导体这些东西。8月中旬，我们就下去了。
杜：是收音机太奢侈了？
索：不是。根本没有收音机这些东西。那时候也没有圆珠笔，只有铅笔和抽水的那种钢笔。
李：当时带的生活用品有哪些？
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薄被子，连褥子、枕头都没有，带着自己穿的衣服，晚上就枕着衣服睡。因为南方经常下雨，很潮湿，所以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桐油漆的黄的雨布，就是为了使用，关键是隔潮，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打行李时能作为包行李的一个面，下雨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雨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没有雨伞这些东西。我们这些人行李打得非常好，就像部队一样练出来了，因为天天到老乡家里睡，走了挪了地方以后还得自己天天打行李，就一条绳子，一个背包，我们都会打。
杜：当时组里人有没有人后悔？
索：不可能后悔，不管怎样，第一，作为学生要服从组织安排，第二，因为到下面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我们当时都比较兴奋。班里几乎没有人说害怕、说后悔、说不愿意去的情况。
李：当时的社会氛围是那样？
索：一个是社会氛围好，再一个是50年代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自由、这样愿意发表意见。那时候就好像军队生活一样，命令一下，组织上让你干什么，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当时比较兴奋，一个是这个任务对我们的专业非常契合。当时我们进校的时候没有民族学，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在我们国家几乎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学科，国家不提倡这些科学，但是因为后来苏联有民族学，叫社会主义民族学，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这个民族学专业，但不能成立系，于是就成立了历史系，因为少数民族历史是必须研究的。1956年成立历史系的时候，涉及了两个专业，一个是民族史，一个是民族学。所以我们进校以后，就请了苏联的民族学专家到我们学校历史系来任教，请专家这也是我们民族学院当时很大的事情，语文系也从苏联请了语言学专家，因为那时候老大哥就是苏联嘛。
访谈对象简介：
索文清（1936—），黑龙江东宁人。195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组工作。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系、民族博物馆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副主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民族博物馆馆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92年调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博物馆任馆长，后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客员教授、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著有《西藏社会的飞跃》《藏族史话》《藏族文化史》《门巴族、珞巴族文化志》等。
刘晓（1932—），女，江苏丰县人，1944年参加革命，1949年调入北京市工作，195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组傣族哈尼族调查工作。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在历史系、民族学系工作，任教授。著有《哈尼族简史简志合编》《亲临抗战》《五四运动与少数民族》等。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