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内思想周报｜“中国药神”真相如何；美团首次公开募股
扑朔迷离的药神事件文牧野导演、徐铮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被誉为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日前已经提前开放点映，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保健品店老板因偶然机会走私抗癌神药格列宁，该正版药物价格令普通人难以承受，从印度却可以轻松获得便宜的仿制药，在贩卖药物和病人交往的过程中，老板逐渐由为了赚钱的目标转为对绝症患者的悲悯，但法不容情，最终被判刑。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也使得其现实原型陆勇被人所知晓。在现实生活中，曾被尊称为“药侠”的陆勇，在34岁时罹患癌症，为了获得便宜的抗癌药，他从印度购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并做起了代购抗癌药的行当。后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里被关135天后，检方决定不予起诉，涉及的抗癌药物格列宁也被纳入医保。
这一电影和陆勇的经历已经引发了众多媒体与民众的关注。电车悖论等伦理难题中对于生命权的争辩尚未有定论，而陆勇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生命权、专利权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对药厂来说，抗癌药物研发成本极高，动辄便以数十亿美元计，还要经历漫长的投入期，而且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若无相应的回报，便不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循环，同时格列宁的定价也一直采取溢价策略，而保护知识产权更是世界共识——正如豆瓣用户耶律律所言“生命依赖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资本推动，资本全凭利润引导”，而药物到国内又需要加上关税、渠道费用以及其他成本；另一方面，我国法律沿用大陆法系，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均按假药论处；而因经济能力无力偿付高昂正版药费用的平民为了延续生命，不得不在规则的边缘小心试探，罹患重症的普通人抗议医药资本的垄断，只能转而求助于走私者带回国境线另一侧的“山寨”药品——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陆勇的故事打动了司法系统，释法说理书认为，陆勇的行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品和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从保障人权出发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就是要重视刑事法治、慎用刑事手段、规范刑事司法权运行”，否则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
然而，事情似乎还有另一面。智族GQ杂志的文章《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重新被网友发现，文中提及陆勇购买、代购的仿制药来自印度Cyno公司，陆勇与该公司老板私交甚笃，还为其在中国做了四场推广活动。据悉，瑞士原产的格列宁在中国售价为23500元一盒，市面上最常见的仿制药是Natco公司生产的 Veenat，价格约在1000元一盒（陆勇曾服用该药7年），而Cyno公司的Imacy在大幅降价后居然只售200元一盒。文章作者曾查询过印度国家药监局，并未查到这家公司的有关信息，其仿制药的生产批号（由某邦颁发）也早已过期，在印度街头各大正规药店中也找不到此药踪迹。根据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检验结果，Cyno公司的两种仿制药每100毫克所含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大约为正版药物格列卫的55%和83%（可能有误差）。据相关知情人在知乎透露，中国约有10万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所掌握的患者群大概覆盖1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有效成分很低，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陆勇本人却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是百分之百的假药。希望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对真相的关注，毕竟这牵扯到是否能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
文怀沙去世再引争议
6月23日，文怀沙在东京病逝。对文怀沙是否堪称“大师”的争论始终都未曾停息，支持者多标举其屈原楚辞的白话翻译以及大型文献丛编《四部文明》以佐证文怀沙的学术成果，称其为中国的“国学担当”，但据知乎某网友统计许多学者也曾指出文怀沙没有学术贡献，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即文怀沙所著的《鲁迅旧诗新诠》）……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 湖南大学教授郭建勋：“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中山大学教授桑兵认为，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陈四益曾任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他认为文怀沙在楚辞界并没有地位，从未写过具有学术性、研究性、考据性的著作，只把楚辞翻译成现代汉语，甚至连翻译也不是很好。媒体将其称为“楚辞第一人”，不过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屈原集》的任务，他甚至连这个也搞砸了。中国屈原学会的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黄灵庚则表示：“文怀沙每到一处讲“国学”，总是那么几句套话，没有新的东西，学术界的学者都会知道他有多少水平。”
根据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朗博的消息源，文怀沙主编的重要选集《四部文明》，不啻于一场骗局，整个工作流程仅仅是将古书复印、扫描，没有任何编辑和润饰工作，而《四部文明》所谓的顾问和委员，如龚鹏程、饶宗颐等知名学者根本从未知晓此事。其实，《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辉在多年前就发文质疑过文怀沙的年纪造假、入狱原因和学术成果，文怀沙一直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他，从未给出过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或材料以自证清白。按李辉的判断，文怀沙虚构年龄是为了编造早年的传奇经历，文怀沙自称章太炎是其老师，他在劳教记录中写道“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但后来被迫澄清时，文怀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看了章太炎”、“在那里呆过”，颇为蹊跷。另外，文怀沙在“文革”期间遭受多年牢狱之灾，其罪名无非是“右派”、鄙视江青等，但李辉查阅史料发现，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19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10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任何记录能够证明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并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那么，文怀沙究竟是如何“被成为”“国学大师”的？根据桑兵教授的说法，此类大师只是商业和媒体在政治正确的旗帜下非理性炒作而成的产物。“国学”这个至今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的概念，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政策鼓励下，迅速成为了许多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机构眼中的香饽饽。一时间，各地“国学班”大张旗鼓，“国学教师”甚至“国学大师”层出不穷，这种大师“遍地开花”的原因，除了媒体的炒作，这种国学大师的产生也跟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密切相关，太多的利益欲求主导各种评价，使得学术界弥漫追求头衔之风。桑兵认为，现今媒体往往会编造出一个大师，又在各种传闻流言中将其摧毁，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不可能创造出真学问，只会制造一些“假娱乐”。
美团首次公开募股，互联网如何影响生活
6月22日，美团点评向港交所呈交了正式上市申请，美团拟募集资金用于升级技术及提升研发能力、开发新服务及产品、有选择地进行收购或投资等。6月25日，美团点评招股书正式被披露，截至2017年底，美团总交易额为3570亿元人民币，整体收入为339亿，经调整净亏损28亿元。在具体业务上，过去三年间美团点评的餐饮外卖营收分别为17.5亿、53.0亿、210.3亿元，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营收分别为37.7亿、70.2亿、108.5亿。据彭博社消息，美团首次公开募股拟募集60亿美元，估值600亿美元。
据IT界的作者陆水月的数据分析，目前，在美团550万在线商家数量中，已经有400万商家使用美团提供的线上化的工具。在商户资源上，美团已经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美团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第一生活服务平台，因此，有了从“eat better”到“live better”的布局，在大场景上，美团完成到店、酒旅以及出行等高频领域的布局，试图通过高频带低频在其他生活服务如休闲娱乐、美业、婚礼策划及亲子服务等方面实现突破。此外，还向新零售等新业务上拓展。场景拓展背后是能力延伸，其中在餐饮外卖商户、配送、用户方面构建三大壁垒。其中，美团的商户商家资源及开发能力是到店业务延伸至外卖到家、酒旅业务的重要保证。美团的多元化业务的拓展一直被认为是在“摊大饼”，但从整个业务的逻辑来看，特别是生活服务领域，场景转化相较顺畅，王兴抛物线战略是在用户端来布局，一头连接C端，一头连接B端，以期形成协同网络效应。目前看来，美团多个板块的业务正在起势。根据艾瑞报告，按交易笔数计，美团点评为全球最大的餐饮外卖服务提供商，2018年，美团点评单日外卖交易笔数超过2100万笔。
在互联网已经全面进入下半场的现在，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最终是用户粘性的竞争，有了核心的用户数据，企业简直可以横行天下，在本地生活领域的数据积累层面上美团无出其右，上下游的供应链、消费升级降级，包括餐饮、休闲娱乐、酒店、景点出游，现在还增加了出行数据，这种优势很难撼动，而且正是个人数据里面非常重要的、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费数据。这比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通过支付得到的数据更加的清晰。同时，餐饮、休闲娱乐、旅游、出行都是万亿级的巨大市场，一旦成为垄断衣食住行领域的互联网服务公司，无疑可以成为下一个巨头。美团在拥有海量个人数据以外，还能够把握市场新风口的脉搏，了解市场的偏好，在投资布局的新零售领域和技术服务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种投资逻辑其实很好理解，一方面投资新零售可以用美团平台扶持被投资企业发展，从广告位、流量和用户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因为了解餐饮商户的实际经营情况，美团通过投资众多科技企业推荐给平台商户，提升他们的科技含量和粘性，也巩固自己在餐饮行业的垄断地位。
根据好奇心日报的文章，尽管外卖创造了骑手这个以前完全不存在的职业，并且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工作岗位——每天有53万人帮美团送餐，但这个新职业平均收入并不比富士康高。2017年，美团骑手付出的成本为183亿元，算下来每个骑手每年总收入在3.4万元左右。相比之下，郑州富士康新员工一年包括加班费在内的工资为4.5万到5.4万元之间，这还不包括富士康为员工提供的住宿和年终奖。美团骑手的工资可能也不及快递员，中通快递招聘启事显示，一名在北京工作的中通快递员年薪在6万元到9.6万元之间。而细心的网友还发现，美团在招聘骑手时拒绝录用肝炎患者，嫌歧视病毒性肝炎患者。汇纳数据的报告显示，2013- 2016年实体商业日均客流的环比增长速度一直在变慢，那正是外卖公司开始烧钱换市场的几年。根据美团研究院的报告，2017年全国餐饮业关店数是开店数的91.6%。也就是说每新开100家餐厅，就有约92家餐厅以关张告终，在这个博弈中，商户相对于平台，显然是弱势的一方。
好奇心日报记者周韶宏、杨宽认为，滴滴和美团两个公司主业的壁垒都建立在资本规模而非技术之上。当增长出现问题，他们就各自扑向了对手的市场。美团、滴滴这样的规模超大的新公司影响着资本布局：越来越多的钱像向美团这样的行业头部公司集中，快速催长、然后找腾讯或阿里入股支持，中小企业却举步维艰。互联网公司追逐增长和估值，无法放慢步伐、停止亏损的问题不只存在于中国。公司烧钱成长、资本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这将是公司和资本相互作用后一同发生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