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大教授：中国不会坐等西方适应其崛起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于品海2018年5月7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文章：《中国不会坐等西方适应其崛起》
全球势力平衡正在进行重新校正。随着美国逐渐从全球领导地位抽身，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西方人都担心中国会彻底推翻既有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行为准则。他们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吗？
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地区大国甚至世界大国，这一现实的确为美国在二战后塑造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深刻的挑战，但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并非简单地将这一秩序推翻。毕竟，中国由上世纪70年代的贫穷落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是在由美国所塑造的国际秩序中实现的，这一秩序已被证明是有着充分弹性的。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在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应该充分照顾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十分宏大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了经济奇迹，数亿中国人因之摆脱了贫困。而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但要完成邓小平所开创的事业、消灭贫困，他还要通过发展经济，使中国最终能够回归其世界大国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在大部分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中国都牢牢地占据着这一地位。
这个国家提出了被称之为“中国梦”的发展愿景，这一愿景似乎让西方感到非常不安，一些西方人甚至因此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协同遏制战略（a kind of coordinated containment strategy）。事实上，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与美国同一量级，乃至已经强大到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程度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采取保守的围堵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使情况更加严峻的是，西方对中国的这一态度可能迫使中国得出结论：除了对现有国际秩序发起根本性挑战，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因此，使既有国际秩序得以保留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该秩序仍然有足够的弹性，仍然能够对中国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抱负做出积极回应。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令西方猝不及防。如果说面对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崛起，西方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的话，那么西方内心的自以为是（complacency）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要在黑格尔目的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说法——原注）已经到来。福山指出，为了构建现代社会，人们需要两种工具：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增长，国家现代化也有了长足进步，但西方思想家们仍执拗地认为福山的结论所揭示的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偏执越来越固化，现实在他们眼中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他们所依靠的大多是僵化过时的学术模型，而那些模型根本不足以解释中国所取得的成功。
不过，真实的情况正在获得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问题和公共事务学院在北京主办了一场名为“中国与西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的国际会议。在这场会议上，我感受到上面所说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许多与会者都认为，正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构（top-down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使政府有能力持续推动那些虽然痛苦但对中国前途意义重大的改革进程，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决策结构使中国获得了强大的发展优势。同时，一些与会者对美国当前的模式表达了公开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正日益表现为“社会资源被既得利益集团（vested interests）垄断、政治决策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的特征。
不过，上述关于中美两种模式的观点本身已经成为了麻烦的一部分：虽然中国不断向西方保证，自己丝毫没有帝国主义或扩张主义的想法，但西方政治家们仍然充满狐疑（如果不是完全不买账的话）。他们担心遭到中国模式的打击，甚至忧虑当下这套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好不容易才打造起来的国际体系将被彻底推翻。
其实无论西方是否做好准备，中国的崛起都会一直持续下去。西方学术界应该建立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帮助西方政治家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发展模式，这对西方自身也会是有益的。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减贫可持续推进这两方面，中国模式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所以，西方学界可以将“承认中国发展模式是西方道路外、真正的另一种选择（a genuine alternative to the Western approach）”作为迈出的第一步。
拒绝承认现实只会使局面变得更加紧张并带来更多风险。如果西方无法适应由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时局变化，那么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将会被西方自身所动摇。西方政治家们不应继续执着于那些过时的、僵化的观念，他们应该与中国一道，共同致力于既有全球秩序的改革，以便使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否则，西方最忧虑的情形很可能会变为现实。
下面是读者在本文后的部分留言，仅供参考：
LT LEE：西方现在要接纳中国的发展，今后还要接纳印度、印尼、尼日利亚等国的发展，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都将下降。目前，美国以全世界4.4%的人口占据了全球24.8%的GDP份额。从原则上来说，这一过于失衡的GDP份额是难以维持的。在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在长期将是大势所趋。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适应过程将会是痛苦的，而且他们还要放弃由于自身经济优势地位而产生的优越感。所以说，中国以及其他崛起中的国家也有必要在世界秩序转轨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使这一过程尽量平滑顺利地完成。
JOSEPH ZORZIN回复LT LEE："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也有必要在世界秩序转轨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使这一过程尽量平滑顺利地完成"——中国可以把实现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平衡作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来实施。
KIEN CHOONG：在人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能读到西方关于中国将会向资本主义制度屈服的充满自信的文章是非常有趣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终将在共产主义制度面前轰然倒下。
当西方在做出预测时，提醒自己要尽量谦卑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看待中国（虽然我的观点里也可能有自负的成分）：清王朝结束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社会当然还会继续变化下去。
在我个人看来，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人们享有的民主和自由也将越来越多。不过，中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定义不可能与西方完全相同，它们将会是异于西方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自由。
“民主”到底是什么？它只能表现为选举吗？不是的！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会稳步提高本国全体国民（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程度和发展机会。在西方，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仅使社会最上层10%（甚至1%）的人口受益，其他人的收入水平一直是陷入停滞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受益面与西方相比更加广大。虽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状况在加剧，不过与历史上相比，中国的贫困率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
ROBERT BRUCE：到2050年，亚洲将有50亿人口，非洲将有20亿人口，而把欧盟和美国放在一起也将仅有10亿人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追上西方国家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就该走向终结了。
不过，我们不应对这一变化抱有恐惧心理。100年前，英国统治了全球一半的土地，但大英帝国的衰落仍然难以避免，当时丘吉尔等英国政治人物付出了极大努力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今天，即便最贫穷的英国人也要比“日不落帝国”时代最富有的英国人过得更好。
全球经济发展不应像特朗普等落后政客所说的那样是个非输即赢的故事。认识到这一点，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们就必须摒弃“他是他、我是我”这样的思维模式，要学会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中互相协作。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共同致力于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每个国家都将在这场“全球竞赛”中成为赢家。
JAGJEET SINHA：这个世界正在等待“成功分红者”的出现，这个概念与“赢家”或“输家”的概念是不同的。人们对全球主导地位有一种误解，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征服世界才能成为赢家。的确，征服世界的国家可以被称为“赢家”，但“成功分红者”收获的却是永远的胜利。英语国家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重心，这是“成功分红者”的一个例子，而欧洲教会机构则是“成功分红者”的另一个例子。在第一个例子里，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在第二个例子里，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
在试图对中国征服世界的过程进行判断时，语言或宗教并非将各位股东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改变非洲和印度的基础设施才是，这是昔日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所没有做到的。在全球公共领域，人们需要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样板。在这一过程中，“分红者”就出现了，分红者的分布不再以宗教或种族为限。中国文化内在所具有的基因将有助其在这一分红模式中取得成功。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基础设施分红倡议是会令富国更加富裕还是会催生新的明星国家。具有可持续性的征服总是以实现利益共享的分红者（而非赢家、输家或债权人、债务人）的出现为特征的。
EMANUEL MULLER：据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崇尚个人主义的文明，西方社会就像一个许多单细胞生物聚在一起的群落；而据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崇尚集体主义的文明，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由多细胞构成的独立生物体。西方的侵略性及其将每一样东西都拆分至最小结构的还原论思想曾使中国遭遇多重挑战，不过这也使中国经受了磨练，令这个国家具备了今后不会被任何外来入侵者占领的能力。如果地球这艘载满人类的大船是由集体主义思维方式所驱动的话，那么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将是十分有限的。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