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酷异常的敌后抗日战场上，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抵御敌人进攻时，往往会设法规避与日军陷入“硬碰硬”的缠斗，而是将其打击矛头首先指向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队（伪军）。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聪明的打法。那个时候，武器与训练方面存在的差距不仅存在于中日两军之间，也存在于同属侵略阵营内部的日军和伪军之间。因此，如果抗日武装打垮了那些战斗意志薄弱的伪军，很容易影响到日军的作战意图甚至就此打破其进攻。而且，这种战法在打击敌人的同时，还能通过缴获伪军的装备来壮大自己。
既然“先打伪军”是八路军、新四军普遍运用的一种战术。那“例外”总是免不了的。譬如像平型关之战那样只有日军可打的战斗也不少，甚至还有在面对日伪联合进攻时专打日军不打伪军的，譬如下面这个刘家营战斗——
1938年5月的一天，八路军一支小分队大摇大摆地来到河北永清的刘官营，公然驻在有通敌嫌疑的大地主杨仲春家，纠缠不走。八路军的“嚣张”令杨仲春难以容忍，很快便派了一个心腹抄小路到南关镇日伪据点向告密。第二天一早，100多名日军、300多伪军气势汹汹地朝刘官营扑来。对此，八路军早有准备。他们与敌人略一接触后便开始佯装败退，成功地将其诱入埋伏圈。当设伏部队发起攻击后，又有意放过那些四散奔逃的伪军而专门瞄着那些负隅顽抗的鬼子打。突袭之下，战斗形势很快趋于明朗，孤立无援的日军在八路军两面夹击之下逐渐不支。为了避免灭顶之灾，指挥官只好指挥部队狼狈突围，丢下了十几具尸体歪七扭八地躺在战场之上。
如同敌后战场的无数类似战斗一般，刘官营战斗的规模并不大，战果也并不丰盛，但它的意义并不在这里。因为，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好不容易才捡了一条命的日渐指挥官逃回南关后，很快便意识到了这场战斗的“不同寻常”。作为战后“检讨”的结果，曾经在永清、固安一带作威作福的汉奸兄弟王执中、王建中的脑袋便搬了家。而“二王”的被杀，才是八路军打刘官营之战的目的。
王执中、王建中是河北省永清县南关镇人。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兄弟便与北平（北京）的日本特务眉来眼去。1937年9月14日，侵华日军渡过永定河向南大举进犯。“二王”立即网罗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士绅、土匪和地痞，在旧县署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不久，又成立了伪县政府。从此，这对汉奸兄弟据永清而辖固安，“残百姓以媚敌寇”。如，因当地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得罪了自己，“二王”于1938年初勾结日军闯入永清县北岔口村，残杀34人，欠下了一笔血债。对于如此罪行累累的民族败类，广大民众看在眼里怒在心中，联名吁请抗日政府及早为民除害。
由于王家兄弟是那种“王八吃秤砣”型的铁杆汉奸，抗日政府为如何铲除他们很是动了一番心思。通过对各方材料的仔细分析，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对汉奸兄弟虽甘心投敌，但日本人对其并不信任，既要其充当爪牙，又对其心存猜忌。很快，抗日政府便制定出了一个针对“二王”的“连环计”。
争取伪军反正。在永清县的伪军中，吴兆升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中队长，也因此而遭到了王氏弟兄的“嫉恨”。1938年2月，八路军收复霸县。此举对吴兆升的震动很大。一方面是矢志收复失地八路军那日益增强的感召力，一方面是来自“二王”的不断排挤，使得良知未泯的吴兆升最终在民族大义与为虎作伥之间做出正确选择。吴兆升率部反正之后，被八路军方面任命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队司令部警卫连连长。吴部的反正在永清伪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5月4日，永清伪警备大队长申益三、中队长陈守恩也率部反正。
剪“二王”羽翼。在对伪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八路军还分别派人到李庄子和于村，逮捕了大地主翟贺皋和郝绍洲之妻(王执中的干女儿)。这些强有力的镇压举措使得那些依附于“二王”的汉奸势力受到极大震慑。
在此基础上，八路军又在刘官营为敌人上演了一出袭日纵伪的“好戏”。战败之后，永清、固安两地汉奸内部一些有意取“二王”而代之的势力又趁机向日军揭发，这对兄弟其实一直在“暗通八路”。终于，本来就对“二王”疑心重重的日本人很快将其秘密处死。八路军的“借刀杀人”之计成功了。（文\张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