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国领导人又见面了，什么是东亚的当务之急？
日前，李克强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于中日关系来说，是八年来中国总理再次访问日本，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来说，是2015年11月之后，时隔两年半会议再次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可以追溯到1999年，起初包含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框架之中。2008年，三国领导人首次跳出10+3框架，举行会议。三国会议前几年进展比较顺利，差不多每年举行会晤，而那个时候，也是东亚合作快速推进的黄金时段。
从2010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之后，中日韩三国之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双边关系直接影响到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进展。到目前为止，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依然没有实现机制化。而从会议的联合宣言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更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软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代表着一种努力，也就是将三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在2010年之前，这一切都比较美好。2009年日本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后来因为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的问题，鸠山由纪夫黯然下台。后来钓鱼岛、天安舰、延坪岛炮击等一系列的事件相继发生，三边会议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左右。
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中日关系已经正在回归正轨，这也是李克强总理访日的重要成果。对于中日关系来说，2010年是个分水岭，那一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也是近代百年来，东亚经济权力转移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近代以来形成的日本强、中国弱的格局被扭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是中日双强并存的状态。
当两个国家不分伯仲的时候，双边关系中竞争性要超过合作性，彼此更关注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这也是为什么中日之间的高铁竞争几乎不计成本。而现在，中日关系正在回暖，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有了新的认识。中日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凸显出来，对日本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威胁变成了机遇，这也是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本轮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尤其强调，要致力于贸易自由化，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改善营商环境。除了推进中日韩的FTA之外，还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在2018年，中日韩三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就是美国的“退出主义”。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优先”就成为世界的挑战。但是直到2018年，特朗普在经济上才真正发力，开始一轮又一轮的贸易战。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并没有对日韩有丝毫的温柔，一样薅羊毛。
中日韩三国都是贸易立国，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对中日韩三国来说至关重要。观察中日韩三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三国都是从出口导向经济做起，对外部的市场，尤其是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是高度依赖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三国对美国贸易都是顺差，而且规模不小。而这恰恰是美国此轮贸易战针对的目标之一。因此，在贸易问题上，中日韩三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中日韩三国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三国经济占全球的20%，是欧盟、美国之外的世界经济第三极。可以说，中日韩三国需要完成一次转身，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这在联合宣言中也有提到，“我们重申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这既是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中日韩三国的使命与责任。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中日韩三国赶到了一条船上，加之三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次我们也看到，中日韩之间的货币合作再次启动，比如中方同意给予日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彼此信任关系到了比较高的水准之后，金融合作有望更深入展开。
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正在恢复到2010年之前的水平。当然与八年前相比，东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方需要起到引领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在安全问题上着墨不多，原因在于，东亚秩序一直是二元结构，安全和经济是相分离的。而在过去八年时间里，经济秩序也存在着裂痕，日韩在经济上与美国也比较靠拢，尤其是TPP。现在重归二元结构时代，是东亚秩序的现实，也是通往未来的一个起点。
中日韩三国当务之急就是将软性领域的合作做实做牢，这样，未来可能会扭转二元结构，形成东亚的利益、安全共同体，最终通往命运共同体。
（文/孙兴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