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上海》已下厂。本书通过旧照片等影像资料,再现了从清末到民国新旧文化交替下的上海,透过租界里的青楼文化和商场上的月份牌文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与变迁,展现出文人笔下的“海上”的格局与气象。在此特选一篇,以作为试读。
▼光影
文|禅修的蝉清末民初的日子,在守旧与变革中充满了不安与骚动。
地处东南一隅的上海,因面向西方通商而生出租界。这是一块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的试验地,东方古国的土壤,植上舶来的西洋种子,初始有排斥碰撞,继而有接纳包容,后来有渗透融合,最终便生出了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文化之树。
这个过程中,有一群女性不能忽视。她们的职业很古老,她们的名声不敢恭维,她们的生活徘徊在放浪与贪婪、辛酸与光鲜之间。
这就是租界里的青楼名妓。
假如换个角度看她们呢?不是从社会道德伦理的角度,而是从近代城市文化的角度,也许就能在相同的历史光影中,见出不一样的风景。
手边有本极具启发性的书:《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作者是美国学者叶凯蒂。她的研究延续了安克强(ChristianHenriot)、贺萧(GailHershatter)、王德威(DavidDer-weiWang)等西方学者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对上海名妓进行了审视。这种研究最初是安克强的导师开始的,研究对象是巴黎名妓。从巴黎到上海,时间和地点的改变,给这种革命性的研究带来了空间和文化背景上的转换,增添了探究的厚度;不变的则是研究对象,对名妓在城市文化中的作用,其认识不断得以深化。
叶凯蒂的结论:“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风头最劲的上海名妓,在空间、仪式、功能和社会意义上冲破了为传统妓女所框定的圈子,重新界定了她们与客人之间的关系,为自己积聚能量。作为强大、自信、面向公众的女艺人,她们真可谓‘公众女性’。”
这段话有点长,有点学术,却不难懂。上海名妓在城市文化新视野里被定位为“面向公众的女艺人”和“公众女性”,书中从这个全新的视角出发,多方面论及她们对上海文化发展的作用。
自租界青楼诞生近半个世纪过去,上海地界上又走来另外一群女性。她们随着商品的流转,散布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普通人家历数日子时,会不经意在墙上看到她们;男人们吞云吐雾、酌饮啤酒时,会在袅袅烟雾和淡淡酒香中欣赏她们;家庭主妇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所措时,也会想着她们的指点。一时间,伊人似乎无处不在。
她们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在月份牌的广告画上,虽然生成于画家笔端,却与大上海的联系万缕千丝,借此维系着自己活泼泼的生命。
她们是月份牌女郎。
李婷在《广告摩登》一书中说道,月份牌女郎“在‘趋时务新’的约定俗成社会心态下,将生活时尚化,又将时尚生活化。……成为‘上海旧梦’的形象代言人”。
对于游走于生活与时尚间的“上海旧梦”代言人,可否也换个角度看她们,不单从商业广告的角度,还要从城市文化的角度。
青楼名妓与月份牌女郎如同两条溪水,从各自的源头流出,在城市文化这一点上交汇,成了上海这座城市早期的大众文化景观。
20世纪初叶的上海,礼教依然禁锢着多数大清子民,市面上能公开见到的女性图像,只有青楼名妓肖像和月份牌女子绘像——不是深藏在闺房或书斋里的私人小像,而是悬挂于酒肆茶楼,登载于报章杂志,刊印于广告画页的“公众女性”。她们或冷艳、或热烈地注视着上海滩上的人来人往,面对着黄浦江面的潮起潮落。
青楼小照和月份牌作为平面艺术的产物,属大众艺术一类,内容浅显,手法简单,似乎深究无益且无趣。
其实不然,它们的制作是颇费一番心思的。
拍照时,照中人和摄影师,都期望照片将来能吸引人,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尝试,无论是妆容、衣饰、发型、表情、仪态,还是布景、道具,还有镜头角度、光线等,无不倾心尽力。
月份牌的绘制也是如此。画家主要考量的是构图、画面和人物对观赏者的吸引力,聪明地把商品置于从属地位。个中翘楚如画家郑曼陀“创造性地把照相擦笔水彩画和水彩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画中美女形象倍显光洁细腻而滋润”,更令人过目难忘。1940年代以后,“女性形象更为突出,也较少绘制背景和繁杂的花边了,最后连月份也省略了,成为纯粹审美消费的‘美女图’”。审美的视觉冲击力愈加直接强烈。
如果只是被青楼小照勾起猎奇心,或是被月份牌女郎的靓丽所吸引,那便不免有点浅薄,辜负了人家的用心。
1898年的花界指南《海上游戏图说》中收录了二十五封上海妓女的书信,取名《海上名花尺牍》。其中,有封名妓李巧仙给恩客的回信,信中说闻知索要自己的照片备感荣幸,接着写道:
索寄详照。妹处前印之十二张,均先后为人攘去,然承五哥挚爱垂念殷拳,必欲以薄命容颜为解释相思之感,因特赴兴昌铺中,雇工重印,较前照加长三寸,特行寄奉,恐有情相见之余,当深讶花落容光,为郎憔悴。
近代以来,上海就以重商闻名于世,月份牌自不必说,它就是为推销商品而存在的。青楼小照貌似男女传情的媒介,寄托相思的物件,却也是青楼倌人的名片,拉客回头的手段。美娇娘与商人合体,情场和生意场汇融,是青楼中的普遍现象。李巧仙虽在信中辞意缠绵,却不讳言多张照片被其他男人拿去,透出对生意的自得。信的末尾,她不忘设想重逢的情景,暗示与恩客再见的愿望,这里既有感情的因素,肯定也不乏金钱的动机,从中不难见出揽客技巧和经营头脑。
精明堪与李巧仙媲美的同仁,当时不在少数,以至于有学者造了“恋爱经济”这一专有名词,来概括沪上名妓们的此类活动。
月份牌审美表象下的商业内核也在实践中演变,从最初宣传具体的商品,到后来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推广,让人由对单个商品的消费冲动,发展为对优越生活方式的羡慕与追求,刺激人挣钱和花钱的欲望与频率。
可见,青楼小照和月份牌一样,都是在亮丽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商业的用心,散发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商业文化气息。
身居同一城市的两类丽人,虽然各自当红的年代不同,生存的世界不一样(现实与虚拟),呈现的方式也迥异(摄影和绘画),但在她们的身姿容颜中,可以觅得相连的血脉,找到传承的关系。追溯二者的联系,对还原这座城市初始的文化发展脉络,无疑是有益的。
别小瞧这些图像,比之文字构成的皇皇巨著,确似一些微不足道的碎片,散落在时间的光影里。但“由于摄影能保存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外貌,摄影术一直都和历史的概念相关连”。写实风格的绘画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它们的保真程度很高,不会因人为好恶被任意取舍,也不会被变化的社会思潮轻易左右;同时,因为细节辨识度好,对历史面貌的还原就更真实,更具说服力。德国文化评论家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说过,“城市是由许多片断的符号所组成的空间”。青楼小照和月份牌若单个存在,便是含有文化信息的片段;若将它们归拢聚合起来,以不同的年代和主题,置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框架内,在对图像进行解码的同时,遵循相应的逻辑加以“拼图”,就能从感性的细微处,观照出特定社会、历史的大空间来。因此,英国文化学者约翰·伯格在论奥古斯特·桑德(AugustSander)的摄影作品时说:
如今幸存的部分(照片),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卓越的研究社会、人类的史料文件。
很庆幸,上海也有青楼小照和月份牌这样感性的“史料文件”。
公共女性图像要具有“史料文件”的价值,须兼具下列特点:
首先是“公共性”,即以公众为对象,吸引或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望与需求。青楼小照虽是为特殊消费的小众准备的,但从观赏角度看,一样具有大众缘:对一般男性观者而言,可以满足对名妓的好奇心,得到近距离观赏“梦中情人”的机会;对于身处异地的男性观者,小照成了赴沪一游的诱惑之一。对女性观者来说,名妓的衣装、发型、首饰等,都是她们关注的对象,也是她们追随时尚潮流的依据。
月份牌的公共性,说来有点波折。最初百姓没有看广告的习惯,不为画中夷人女子所吸引,后来改用了本国女子形象,又加印了日历,使之有了实用功能,才得到市民青睐,日后广受欢迎。所以,市井昵称其“月份牌”而非“广告纸”,原因就在这里。
其次是“流通性”,即流水般不断出新,保持图像的新鲜感,所谓“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是也。
借石版画为佐证:1880—1890十年间,与摄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石版画十分流行,成为名妓倩影发布的又一平台。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即有新人推出,刊印成画,进入流通。有名有姓者,诸如:“金小宝”、“张书玉”、“王小宝”、“谢月香”、“林黛玉”、“马巧珠”、“谢缃云”、“胡宝玉”、“郑金花”、“胡绣林”等等,不胜枚举。一众美人交替现身,经年不绝,以香艳吸引大众视线,青楼文化的公共影响力因此而历久不衰。
月份牌作为广告画,在都市女性形象的创造上,根据不同的营销需求,“花卉女郎”“书卷女郎”“音乐女郎”“宠物女郎”等先后粉墨登场,以此引导时尚的流行。画面的构图、色彩、装饰手法和表现方式,亦迎合着世俗的审美变化,持久而不动声色地诱导着都市里的芸芸受众。
三是“互动性”,公共图像不仅要符合民众的需求,还要善于发现新的趋向,既“合胃口”,也“吊胃口”,在流通中与公众达成充分的互动,宛如两股水流不断激荡融合,方得长流水、水长流。
简言之,图像的公共性、流通性、互动性愈佳,同社会的勾连就愈繁复,与大众的交流就愈频密,其中的社会文化蕴蓄自然愈加丰厚,对后人探究历史的帮助也就愈大。
青楼小照如此,月份牌亦然。
闲话说多了,就此打住。
▼ 《光影上海》禅修的蝉著即将上市- 作者简介 -
禅修的蝉,本名周凡,金陵人氏。青年时喜好文学批评,80年代中后期,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同时还涉猎报告文学创作,有作品在文学期刊《青春》上发表。本书是其辍笔二十余年后,集理性思考和文学笔法于一体,对海派文化进行探究的尝试之作。
- 内容简介 -
本书通过旧照片等影像资料,再现了从清末到民国新旧文化交替下的上海,透过租界里的青楼文化和商场上的月份牌文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与变迁,展现出文人笔下的“海上”的格局与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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