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
采访者：任重（儒家网主编）
中华民族当然首先应该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去理解，但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儒家网：每年清明节，全国各地祭祀黄帝、炎帝活动越来越多，层级越来越高，并且不断呼吁要上升为“国祭”，以促进祖国统一、国家认同。您对此有何看法？在今天，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否恰当？
陈明：黄帝祭祀虽然历史久远，但炎黄信仰、炎黄子孙的概念却是近代建构的结果。这跟近代史的反清排满、跟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寻求共识的特殊情境和事件有关。革命党人以民族革命的口号反对清政府，这实际是一种文化中国观，即把中国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这样一种视角在当时有一定的作用和根据，但主要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国家显然是不够的，是有问题的，是会出麻烦的。
历史上儒家主要持这样的观点，但那是特定时代特定政治情形的反映。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是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抛开政治主张，在文化上寻找共识的结果。
换言之，就是在政治和国家的理解上存在分歧，那就退后一步，从文化血缘上找共识，因为炎黄二帝被视为祖先神，有“炎黄之裔，厥惟汉族”之说。
国民党主政的民国时期，有国族建构意识，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它们在理念上深受革命党思维影响，主要从血缘和文化上理解中华民族，政策节奏上似乎也有点操之过急。
傅斯年、顾颉刚讲“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对的，意思是中华民族不能理解为五十六个民族的总和，而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生成的政治共同体，即所谓国族。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是希望以国内诸族“组成一大民族”，这个民族当然首先应该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去理解。而其中的文化内容，自然就不能简单将属于某种族群的文化符号升格推广，那样必然陷入诸神之争，与中华民族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是，如果没有文化的维度，单纯的政治共同体不仅脆弱难以维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样，它的文化建设就变得至关重要，需要郑重其事。
(照片：2017年4月4日，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丁酉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祀广场举行。)
在国族整合上，孔子最能满足广土众民的帝国政治结构的文化要求
从历史上看，秦灭六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简单以政治法律手段建构社会同质性，结果国家社会严重对立，结果就是二世而亡。汉武帝则与董仲舒合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重历史传统，而儒家思想也相应调整。正是这种“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结构成就了有汉的文治武功，齐人、楚人、秦人也因此整合成为汉人、汉族。
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主政，忽必烈、雍正等都是重视儒家思想的，你当然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化的使用，有利于它的统治，但这种有利于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某种双赢——政府和社会、政治和文化？如果是，那就需要思考，为什么是儒家儒学能够做到这点？为什么不是佛教、道教、萨满教？祭祀推崇的为什么是孔庙孔子而不是玉皇大帝、炎帝、黄帝？
我就觉得，主要就是相对来说，孔子最能满足这种广土众民的帝国政治结构的文化要求，那就是对血缘的超越性和价值的普遍性。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应该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华民族建设，尤其是中华民族建设之文化建设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
（照片：2017年9月28日，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丁酉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曲阜孔庙举行。）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黄帝祭祀的国家化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代表者如葛剑雄的批评或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想想，各个民族都把自己的始祖抬出来祭祀，政府都投入进去，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图景？又会是怎样的一幅政治图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意味着中华民族概念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意涵。对于这个政治共同体nation，汉族、满族、蒙族等等族群ethnic都只是次一级的存在。
从个体的角度讲，就是国民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优先——你首先是一个中国公民、中华民族一份子，然后才是汉人、满人，然后才是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什么宗教信仰者。
诚然，汉族是主体，中原是中心，在历史和现实中自然拥有更大的文化权重。但更大的文化权重首先意味着的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就是这个意思。
相对于黄帝祭祀来说，孔庙的激活，儒学的推广应该更有必要性，也更具可行性。黄帝祭祀，我个人认为，作为汉族的祖先信仰，在一定地域范围举办就可以了。
中华民族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
关于龙的传人的问题，与此类似。
虽然龙图腾本身可能是某种部落和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后来又有新的族群融合到中国这个大家庭里来了，但龙这个符号并没有体现。例如北方和西部的游牧民族，主要就是狼图腾。显然就不好说全都是龙的传人吧？这些次一级的文化话语和论述记录反映的是历史，在现实中也有这样那样的作用，但要注意到它们的范围和边界，不应只是情感性情绪性的去发挥和想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在各种外来思想跑马圈地告一段落之后，不忘初心又成为流行热词，历史资源的激活又成为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历史，要去发掘真正有生命力的元素；立足现实，心里要有愿景；情怀担当，不要失去理智。
中华民族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国族是个想象的共同体，首先就要去激发每个人的想象力，凝聚大家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以未来统摄历史和现在具有方法论意义。
祭孔和祭黄帝不仅有内容性质的不同，也有意义等级的不同、范围区域的不同
儒家网：在当下中国，祭孔跟祭黄帝，有何不同？各自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陈明：祭孔和祭黄帝是不一样的。都是文化符号，黄帝主要象征的是血缘性祖先，而且身份不明，传说色彩很重。孔子象征的是文化价值性，思想著作历朝历代都奉为经典。
孔子在董仲舒以后跟整个中国的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相联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像元朝和清朝这样的蒙古族、满族的政权，也尊孔，认同孔子的文化地位，认同孔子的思想和价值理念。以孔子为核心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叙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组建国家、如何安顿身心、如何与人相处等等，都有论述，并为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所接受。
所以，祭孔和祭黄帝不仅有内容性质的不同，也有意义等级的不同、范围区域的不同。
当然，这不是一个反对关系。按照荀子“礼有三本”的说法，黄帝作为先祖是“类之本”，孔子作为圣人是“教之本”。血缘是有边界的，文化才有超越性。从文化符号角度说，孔子显然比黄帝更有普遍性，更有超越性，更值得重视。
祭祀伏羲、黄帝、炎帝乃至蚩尤、成吉思汗，可作为地方性活动，不可上升到国家层面
儒家网：那如果把黄帝定位为“三皇”之一即“圣王”，主要突出其人文性即“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淡化血缘性，可以吗？
陈明：三皇五帝是一个历史的叙事、一个历史的谱系。轩辕黄帝在里面的地位当然非常重要。但事迹微茫，若有若无。黄帝主要是作为血缘祖先成为叙事的环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则是道统的象征。这一切，已经在孔子处得到总结升华，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大成至圣”。这些东西，宜粗不宜细，用孔子、儒学来统摄、表述和发用比较好，比如恢复孔庙的活动。
(照片：2017年5月3日,丁酉年蚩尤祭祀大典在彭水县蚩尤九黎城隆重举行)
(照片：2016年4月27日，内蒙古十万多人在成吉思汗陵园内参加祭典。)
儒家网：现在，各地不仅纷纷祭祀伏羲、黄帝、炎帝，甚至还开始祭祀蚩尤。您觉得蚩尤以及成吉思汗应该祭祀吗？
陈明：作为地方性活动，是特定群体特定情感表达、特定资源开发，十分正常。但试图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就不是很妥当了。蚩尤、黄帝、伏羲等类似于蒙古族对成吉思汗的态度，所以内蒙纪念成吉思汗，作为地方文化、族群文化也是十分正常的。对这一切，主管部门应该有自己的考量和筹划，儒门内的学者也应该要有理性的态度，这对儒学的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