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易纲的前方
3月19日上午，新任国务院系统负责人名单公布。广受关注的新任央行掌门人随之揭晓——1997年加入央行系统的“老兵”易纲，成为执掌央行16年的周小川的接班人。
消息第一时间印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Fortune杂志认为，“易纲是一个有着很强业务水平的领导，美国期待与中国制定的这位领导人进行深度对话”。CNBC则称，“易纲是一位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改革派，他的任命对海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的确，作为一名资深“海归”，易纲担任央行行长，给世界释放出了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化的信号。同时，过去20多年，在央行、外管局、中财办等多个岗位历练过的易纲，对于中国与西方的经济、金融系统都有着深刻认识。
但摆在易纲面前的，显然还有许多压力与挑战，无论它们来自国内还是外部。今天，我们请到了在金融业有着二十多年从业经历的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余莽，请他分析一下专业人士眼中易纲的新征程。
“两率”政策
才3天，挑战就来了——昨天夜里，美联储宣布加息。许多人在问：中国，跟还是不跟？
今天一早，央行宣布“小幅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应对。应该说，这一行动比较符合市场预期。但不可否认，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后，中国“两率”（利率、汇率）政策如何协调运用，仍然是易纲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早在3月初，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任时，就已经表达了渐进加息倾向；几天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表示，对未来的通胀达标更有信心。毋庸讳言，从大环境来看，经过美国08年次贷危机后的多年挣扎，包括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重拾升轨，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主要经济体将逐步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态。
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两方面影响：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此举对人民币构成的压力相当大。
一方面，如果不加息，那人民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企业、政府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能完全解除、金融整顿使得资金盘面趋紧。
加之，中国经济长期依赖货币过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如今经济、货币外向度又不断提升。在此情况下，如何实现货币的各方平衡？易纲面前的挑战可谓艰巨。
人民币国际化
事实上，外界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汇率形成机制，曾一度感到困惑。
2015年，中国实行了“8.11汇改”。它的推出有现实原因：国内金融市场急剧波动、美元汇率上升、出口阻力渐大……但由于当时人民币贬值幅度超过市场预期，加之其后央行又放弃了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社会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疑惑，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就公开要求中国央行要对自身货币政策作出准确解释和描述。
某种程度上看，这使得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挫。
从整个货币的发展方向看，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无疑就是一国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货币国际化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实现速度的快慢，并不取决于该国经济总量的大小，而取决于该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力、该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稳定性等；其基本前提，则是汇率的相对稳定。
按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本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表述，中国的央行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常态化地动用基础货币，或常态化地动用信贷政策指引，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结构改革”的央行。在这一点上，央行如何发挥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支配功能空前强化的优势，从效率上对其作出约束和引导，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此外，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上，央行也应该积极拓展人民币国际收支的网络系统，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计入SDR等，积极打造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海外资本市场，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金融稳定&发展
相较于货币政策的平衡，金融稳定与发展可能是一般民众更关注的点。
去年11月底，国务院金融发展与稳定委员会正式成立。官方这样定性：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其职责包括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等。
更为重要的一点，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事关金稳会的基础工作都将由央行来完成，这既包括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也包括行业及市场的发展，还包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及效率的控制等。这些工作，央行过去可能有所涉及，如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系统明确，要求央行在传统职责以外，再承担起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职责。可以说，这既是使命，也是挑战。
制度法规
这次机构改革，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看似只是银监会和保监会的事情，但其实，央行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此次最大的一项制度安排，就是把原属两个机构的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以及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这样的制度安排相当于明确了一项工作：未来，凡涉金融业的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都应由央行统筹拟定。反之，监管机构的职责就是一个：专事监管。
从方向上来说，这肯定是正确的，它解决了监管部门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执行规则的程序失当问题，避免了监管机构可能出现的任性表现。不过，具体实施上，还需掌握一个关键：监管机构内部建立了什么样的工作流程，是否就权力运用有约束手段？
总的来看，此次两会合并给央行带来的工作起码会是两方面的：一是金融各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拟定，二是对各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边际、监管效率的协调。
如何统筹协调好制度设计和监管效率的问题，对央行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挑战。
市场开放
其实，这也就等于明确了，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规模、节奏，将由央行统筹负责。
过去，中国金融业开放，基本是通过金融机构数量上的增多推动行业竞争，从而达到提升市场服务效率的目的。但这样的市场开放，是很难促进行业差异化发展、提高行业供给质量的。在今天，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水平就具备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故而，这也应成为未来央行考虑金融业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鼓励那些能带来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努力进入新的服务领域，致力提升服务供给层次。
对央行来说，提升金融业开放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打通国内外资本市场联系，优化中国资本市，提升监管水平。易纲行长在之前曾表达过，“金融业开放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金融监管
在前段时间的两会答记者问上，周小川曾花了相当时间回答“虚拟货币”的提问。无疑，在今天，如何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成长，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在不可避免涌现更多金融新业态的形势下，央行应该怎么办？
可以明确的是，央行本身掌握着非常全面的金融数据，并且对国内金融供给长短板、与其他市场的供给差距等非常了解。因此，央行应该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呵护、鼓励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同时对其适时加以引导和规范。
试想，如果对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也按传统金融监管方式管理，那中国可能就不会出现第三方支付向全球渗透的可喜局面。
当然，对某一时间段的超预期金融风险，央行则应该责无旁贷地介入，统筹化解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避免顾此失彼的状况出现。围绕着约束、规范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高杠杆金融活动等，相关的监管应该及时到位。
政策权威性
而从整个央行的发展历程来看，未来央行将如何保持政策、制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也是一大重要看点。
一直以来，央行就是一个需要承担协调各部门发展的机构。如今，随着其功能的增加，要协调的利害关系肯定也要增加。如何摆脱各类掣肘，保持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金融系统高效率运行，就成了摆在易纲面前的一大重要考验。
毋庸讳言，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居于决策地位的人，常习惯于把货币政策当成促增长的常规工具来使用。但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这一观念当然需要摒弃。
说白了，再不能动辄就搞“大水漫灌”、以发票子刺激经济增长那一套，央行要有一种在新时代保持货币政策“新常态”的定力。
岛叔以为，央行有责任使各级决策者弄清楚：货币政策属于事关经济增长的总量政策，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有利有弊；不当运用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效率，更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隐患。飘忽不定或者过快、过大地调整货币政策，更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
总而言之，新由易纲担纲的央行，无论是功能或职责范围，以及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变化，都与以往有较大不同。这当然会带来种种压力和考验，但也会给他留下极大地发挥专业才华和政治智慧的空间。
文/《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余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