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说：“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口服避孕药的出现，赋予了女性这种权利。
在影响人类私生活的药物中，如果伟哥甘居第二，那么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是避孕药，这种药物使得性脱离生育，变成一种纯粹的愉悦。避孕药不只是一种有效工具，影响也远不止于性，它还是一种符号，动摇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和女性角色，让现代女性对家庭、事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1967年的《时代》杂志将“魔丸”（避孕药）的图片放到封面上，报道称它解放了美国社会中的一大群人，并改变了她们的生活，预言最终它将改变这个世界。
1993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列为当今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1967年“魔丸”登上《时代》封面
如今，避孕丸早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药物之一，新的避孕技术也在不断出现。然而，这颗“魔丸”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诞生着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举”，而其象征的平等权益和人身保障观念的实现更非一帆风顺。
这些都被记录在一本名为《魔丸的诞生》的书中。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一颗小药丸，不知经过了多少曲折，跨越了多少偶然。它是面临政治、宗教等诸多压力，排除万难，才实现的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互相结合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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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避孕药的发明是一部电影，那么玛格丽特•桑格、格雷戈里•平克斯、凯瑟琳•麦考米克、约翰•洛克四位，就是这部电影的联合主演，他们对避孕丸的问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桑格掀起了社会启蒙、麦考米克的资金支持、平克斯的科学攻关、洛克的药品测试。”
避孕丸的诞生
1
在斯考奇与科学家会面后，平克斯和西尔又一次修改了药丸的配方。如今，团队成员都用注册商标名恩那维德称呼这种药。平克斯给它取了一个更简单的名字——那种药丸，好像那是世上唯一重要的药。世上没有“那种肥皂”“那种吸尘器”“那种车”，却有“那种药丸”，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产品已经带上了特殊的识别符，因为其药片的形式，将其与之前所有的避孕工具都严格区分了开来。这并不是点滴的改善，它根本就是一种全新的发明，而这正是妇女们需要的。这就是“那种药丸”，她们一直在期待的药丸，会改变一切的药丸。
到了1957年，平克斯和洛克都有了充分的信心，认为避孕丸是有效且安全的。他们最大的挑战在于，让更多妇女尝试这种药，与此同时，他们要尝试能否进一步改良配方，减少副作用。
平克斯并不像瑞斯—雷那样为妇女吃的苦头而担心。有些人将圣胡安妇女在波多黎各临床测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归咎为“波多黎各妇女极其丰富的情感活动”，而平克斯也依然相信——或者说希望——许多副作用都不过是心理作用。为了印证这番理论，他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试验。他将恩那维德给了一组女性，并一如既往地提示她们或许会有一些药物反应。
然后，他又抽取了另一组女性，说是给了她们恩那维德，但实际上却仅仅是一种安慰性药物。不过，像第一组一样，他警告她们说会有一些副作用。他还告诉第二组，她们应该同时运用另外一种避孕方法，以确保她们不会怀孕。第三组女性拿到了恩那维德，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副作用的警告。
第一组中有23%的人表示有副作用。在拿到了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的安慰性药物的第二组中，有17%的人表示有副作用。服用了恩那维德，但没有事先获得警告的第三组中，仅有6%的人表示有副作用。
平克斯的实验违反了现代医药研究中的两条基本规则：他的病人并未被告知研究目的，也未被告知其中的风险。但是这样的结果让他进一步确认，自己是对的——很多副作用都是假想出来的，是预期和恐惧的结果。
平克斯信心大增，并开始召集更多妇女参加测试。支持波多黎各研究多年的优生学派人士克莱伦斯·甘布尔主动提出，愿意再资助第二期的测试。他把平克斯的团队介绍给了赖德纪念医院的医疗主任。这家医院位于离圣胡安三十五英里的东部海岸城市乌马考，甘布尔已经与其合作了二十余年。
那一年早些时候，他捐赠了一台烧灼机，被医院用来进行绝育手术，他还出钱培训了一名医生，教他正确使用这台机器。他甚至捐赠了一辆红色的吉普，让医护人员可以驱车穿越乌马考那泥泞斑驳的街道，去探访病患。
一本名为《Birth Control Review》的杂志封面图，杂志发行于1923年，画面中描述了一位被生育拖垮了的女性形象，杂志的创办人桑格斯是一位女性生育计划的倡导人。
在赖德纪念医院，测试恩那维德的任务落到了全院唯一的妇产科人员艾达琳·彭德尔顿·萨特维特医生身上。就像瑞斯—雷医生一样，萨特维特医生出生在美国，以宗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波多黎各。在赖德，她每年要接生六百个新生儿。来到波多黎各后，她很快就明白了，许多怀孕的妇女到医院来只有两个目的：生下孩子，然后，马上就绝育。
“哦，医生，做手术吧。”她们会这样说。若不是可以在医院里做绝育手术，萨特维特医生说，大部分妇女都会选择在家里由助产士帮着接生。不过，萨特维特医生依然经常回绝她们。除非这些女人已经有了三个或更多的小孩，而且已经得到了丈夫的同意，她不会同意为她们做绝育手术，而是教她们如何使用避孕膜。
如今，为了测试避孕药，她选择了乌马考一个名叫拉维加的地区。甘布尔把那个地区描绘成他所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贫民窟——没有厕所或下水道，住房如此拥挤，连“让路人挤过”的空间都没有。甘布尔聘请了一位女士在拉维加进行人口统计，挨家挨户地询问母亲们，她们有多少孩子，是否已经绝育，另外，如果有的话，她们正在使用何种避孕方法。萨特维特开始在拉维加召集测试参与者，并开始向那些无法在医院进行绝育手术的妇女派发恩那维德。
在征集志愿者方面，她全然没有碰到困难。然而，药物副作用再次让她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妇女们抱怨有突破性出血、恶心和头疼的情况。在检查她的病人时，萨特维特注意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服用避孕药数月的妇女有宫颈发炎的迹象。子宫颈为子宫底部连接阴道的狭窄开口。这种炎症未必有害，但或许会让一些病人出血。“不论怎么说，子宫颈看起来气呼呼的。”她观察道。
不过，迫切想要避孕的妇女们还是继续不断地来参加测试。眼看着测试已经在波多黎各的两个社区开展起来了，平克斯和他的团队便开拓起第三个测试地来：海地的王子港。参与测试的病人越来越多，这给了平克斯和西尔希望，他们可能很快就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恩那维德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为了降低副作用，平克斯继续测试不同的剂量和化学成分。他试图在药丸里加入少量的解酸剂，不过他不确定这是否会起到任何作用。一段时间内，平克斯和张民觉发现西尔的复合物意外地掺了极少量名为美雌醇的合成雌激素。一直以来，平克斯都仅仅使用黄体酮，而避开雌激素。
众所周知，雌激素会引起癌症，并且他对使用这种激素的长期作用颇为担心。他一直假设，黄体酮对女性是安全的，但雌激素却不一定。当得知复合物有意外的夹杂物时，平克斯要求制药商去掉雌激素。不仅仅是因为他怀疑雌激素的安全性，还因为他怀疑或许正是雌激素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不过，当西尔将纯净的恩那维德寄到波多黎各时，结果令人吃惊。妇女们不仅继续感到恶心，突破性流血也更严重了。
现在，平克斯突然想到，或许这种意外的掺杂是件好事。在进行了更多试验后，他发现，当雌激素的量减少时，突破性出血更严重了；当雌激素的量增加时，恶心和胸疼有所加重。他还发现，当雌激素的剂量太低时，药物的避孕效果也减弱了。这样一来，他不再要求西尔将药物纯化，反而建议西尔有意地在十毫克的避孕药中加入1.5%的美雌醇——在平克斯看来这似乎是最佳的比例。副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减少了，而且出血完全停止了。
他们准备就用这个配方了。
1960年的畅销避孕药
1957年初期，退出率依然相当高，而参与测试的人数依然相当少——平克斯认为太少了，不足以赢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平克斯知道他永远无法对数万妇女测试这种药，即使数千也极其勉强。然而，据他所知，要获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并没有什么基准，没有任何具体的数字要求。因此，为了让他的研究听上去更重大，他不再提及有多少妇女参加测试。事实上，他根本不再提及女性，而是讨论试验过程中他观察到了多少个经期。他在一项研究报告中写道：“在完全按照要求进行治疗的1279个周期中，没有一例怀孕”。
这样的统计数据会得到科学家的重视，也无疑会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重视，但是对于在里奥佩德拉和乌马考工作的人来说，还有其他迹象让他们确信，这种药是有效且受欢迎的。在伍斯特基金会实验室工作的安妮·美林参加了波多黎各的临床测试，她告诉采访者，自己对于早期结果感到很兴奋：
“我看到了这些已经有很多很多孩子的年轻女人。不过，我是等看到她们的记录后，才知道她们有多年轻。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我看来好像是曾祖母级的，你知道吗？皮肤褶皱，瘦削憔悴……我看着这个人的记录，她只有34岁，但她已经有十个孩子了。 ”
她继续说：看到她们连续服用避孕药一年……她们在一年之内都没再怀孕……眼前的她们多么健壮而精力充沛！但是，令人兴奋的是，比如说，有些人在洪水中失去了她们的孩子，就决定暂停服药，再生一个孩子。然后，我们就看着她们怀孕、生产，而且她们的情况都很好。
美林说，在科学家当中有“这样一种恐惧”，妇女服用避孕药后，会要么只生女孩，要么只生男孩，因为激素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子女的性别，或者，更糟糕的是，这些新生儿或许会是畸形儿。她说，看着新生儿出生时，社工们感到很宽慰，因为她们看到生出来的婴儿都很健康，而且男女比例相当。
当然，这种轶闻式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药是安全的，但是它让波多黎各的医生和研究团队越来越有信心，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2
在芝加哥郊外的斯考奇，杰克·西尔和公司的其他领导正处在一个两难境地。避孕药肯定会引起争议：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过严格测试，又遭到天主教会的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它又有潜力为首家推出此药的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这将会成为比阿司匹林和青霉素更常用的妇女用药——她们会每天服用这种药，或许数年如一日，不论健康或者生病。
如果它有效，如果它获得批准，如果它不会令妇女生病，如果它受欢迎，或至少是得到社会的接纳，那么全世界将会有数百万的妇女，以每颗药约五十美分的价格，每人每年服用二百四十颗。这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这种药很可能将是由西尔公司推出的最重量级的拳头产品。最划算的是，截至目前，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投入，因为凯瑟琳·麦考米克承担了研究和开发的大部分费用。
西尔面对着一定的难题。为一种给健康人的药物进行测试，都有哪些准则？一家公司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证明这样一种产品的安全性？一年的测试足以衡量长期的效果吗，还是需要五年、十年？
图为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家庭，在1957年（避孕药诞生的年份）之前，美国母亲平均会生育3.5次，像这样有7个孩子的家庭很常见。
平克斯力劝杰克·西尔不要为此停滞不前。最终，这些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样的产品前无古人。所有的药物都有风险，但是眼前这种药能带来的回报将是独一无二的。这将是一种可以赚钱、改变命运、改变文化，并解决饥饿、贫困和过度拥挤这样的世界性课题的良药。
平克斯还提出很重要的一点：生孩子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特别是对那些生着病、身体虚弱或者处于饥饿中的女性而言。一种可靠的避孕药到底能拯救多少生命，实在没办法去评估，但是就算没办法评估，也要在考量这种药的风险时，考虑到这一点。数年后，同样的论点也被用在堕胎合法化上。
杰克·西尔和公司里的其他人都去过波多黎各的贫民窟。他们知道平克斯是对的，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用数字来衡量这种药的益处。
西尔的临床研究主任I.C.温特——在西尔公司，大家都叫他“冷酷温特” ——讲了一个故事：他认识这样一对夫妇，因为妻子在寒冬的夜晚特别讨厌离开温暖的被窝，去洗手间拿她的避孕膜，他们有了三个“额外的孩子”。
“你知道吗？那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温特说。
作为西尔公司的股东和签约雇员，平克斯很有信心，他恳请杰克·西尔考虑收购生产避孕药主要成分的制造商。如果这种药正如平克斯希望的那样，成为畅销药，那么西尔可以通过收购控制供应链，大幅提高利润水平。
平克斯提出该建议数月后，西尔便完成了首宗企业并购，收购的目标是波多黎各的鲁特化学品公司（Root ChemicalsInc.）及其墨西哥分公司——类固醇产品公司（ProductosEsterioides）。在一次股东致辞中，西尔说，这次并购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给公司提供生产新激素类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产品。
杰克·西尔有充分的理由尽快行动。平克斯和西尔已决定使用异炔诺酮，而西尔公司的科学家弗兰克·科尔通已为其申请了专利。与此同时，西尔的竞争对手派克—戴维斯正在研究是否采用平克斯考虑过的另一种复合物炔诺酮制造药物，而该复合物是由辛泰公司的杰拉西发明的。杰拉西力劝派克—戴维斯去拼一把，但是派克—戴维斯和西尔有业务关系，所以不想与其直接竞争。平克斯的药丸在派克—戴维斯看来不过是“小土豆”。
其他对手或许会参与竞争。业界所有人都知道平克斯和西尔在做什么，问题不在于其他公司是否能够研发出类似的一种药，而是其他公司有没有这样的胆量。
“我们公司的声誉是绝对无懈可击的。”西尔公司当时的营销要员詹姆斯·S.欧文说。然而，一旦西尔公司开始销售避孕药，他补充道：“我们就会进入民意完全未知的领域。 ”
最后，杰克·西尔下了定论：潜在的回报大于风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确实留了一手。西尔公司并没有把恩那维德当作一种避孕药，而是声称其为治疗月经失调的药物，并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批准。杰克·西尔告诉公司的股东：“有传闻称，这种药或许可以在生理学领域内帮助避孕。 ”
在1957年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的申请中，西尔公司没有提到避孕。停经、痛经和经血过多，这些是恩那维德旨在解决的经期问题。该公司还声称这种新药可以用来治疗不育。虽然个案不多，但是测试表明，让子宫休息数月的妇女更容易在停止服用此药后怀孕，这就是所谓的“洛克式反弹”。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自然会明白字里行间的意思，他们也可以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平克斯和西尔正在研究恩那维德的避孕效果。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检察官无法以避孕药的名义驳回这种药，因为西尔公司并没有递交避孕药的申请。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否在治疗月经失调方面安全有效。
如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这种治疗月经失调的药物，恩那维德将成为合法药物，全美所有的医生都可以把这种药开给病人。那样一来，平克斯将更容易找到愿意将此药写进处方开给病人的妇科医生，而或许这些病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月经失调，只是想找到一种更有效的避孕方法。平克斯觉得这样很好，世界将会认识到恩那维德的真正效用。
《魔丸的诞生》，作者: [美]乔纳森·艾格，译者: 语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