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网
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白宫是一届“正常”的美国政府的话，那么国务卿蒂勒森早就不应该待到现在了。问题不在于这位石油高管出身的国务卿在就职后不久就与总统本人离心离德，毕竟国务卿与总统相处不佳在美国绝非孤例，不少前辈国务卿都是与总统若即若离；也不在于他与除国防部长马蒂斯之外的所有阁僚都闹翻了天，毕竟政府同僚之间的倾轧拆台本来就是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团结并不是其致命的缺点；更不在于蒂勒森一开始就没处理好与国务院下属的关系、成为“史上最糟糕的国务卿”，不如说这种与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朗普反而是一种“反建制”的加分项，应该是其留任而不是去职的理由。
2017年10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新华社资料图
“忍无可忍”的总统与“拒不辞职”的国务卿
蒂勒森的致命问题在于，他不仅与美国总统离心离德，而且多次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不仅多次公开反对、讽刺美国总统，而且在明知白宫希望他“离开”的情况下，还始终拒不辞职；并且还在特朗普所厌恶的“外交建制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斥总统为“白痴”还拒不公开否认相关报道、公开表示“老板”“不代表美国价值观”，蒂勒森长期公开与最高行政长官唱反调，特朗普能够在去年夏天和冬天两次“戒急用忍”，已经算是仁至义尽。谁想到自己没什么办法的蒂勒森居然还对白宫与金正恩取得的“外交突破”大为不满、指指点点。因此，解雇蒂勒森实可谓“忍无可忍”，留待他回到华盛顿再予以公布已经是保留了几分最后的颜面。
然而，华盛顿对于蒂勒森的去职的态度却远没有“蒂勒森活该”那样一边倒。固然是有不少声音出于各种理由表示蒂勒森确实“表现糟糕”，例如在政策层面抨击其在朝鲜问题、伊朗和中东问题上不够“强硬”，拖了特朗普安全政策的后腿；或者指责其“无能的领导力和协调力”在组织层面损害了国务院的士气和地位，导致诸多关键高级职务空缺和雾谷内部的分裂。但是，即使不能说是主流，仍然有不少人或委婉或直接地表达了对蒂勒森的同情以及对其继任者很可能“重蹈覆辙”的担忧。在这些同情者看来，蒂勒森的诸多“目无法度”的做法恰恰代表了明智的政策取向，他在卡塔尔、耶路撒冷、路易斯维尔、伊核、中国、朝鲜和贸易问题上与特朗普的矛盾公开化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反而应该大加褒扬。在他们看来，归根到底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一职上既“忠于总统”又“服务于国家”，因此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势之下蒂勒森好歹还是做出了“更好”的选择，甘当冲动白宫的嘎吱作响的“刹车”。
其实，想必特朗普对于蒂勒森的“风评变化”也很是气闷：明明是一个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只会当建制派“复读机”的“软脚蟹”，反而被视为政府中“少数几个成年人”之一；虽然与上级、同僚和下属的关系毫无起色，但是在政策界中的声望竟然不降反升。直至最后，一切正如评论家所说：谁曾想到，管理经验丰富的蒂勒森会在管理表现上如此糟糕，外交经验贫乏的蒂勒森却又会在政策表现上如此卓越。
原本而言，蒂勒森的“抗命”表现甚至可能配不上如今“毁誉参半”的评价，但是特朗普执政本身的“特殊性”却使得其具备了某种“合法性”，以至于不少人愿意欣然原谅甚至是赞成蒂勒森的种种“以下犯上”之举。在他们看来，下级服从上级，国务卿服从总统确实应当是正常状态下的政治伦理；但是当总统本身不能代表美国政治的价值观、不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时，作为下级的国务卿们至少有权在职权范围以“我行我素”来减少白宫对美国的伤害，直至“光荣解职”为止。这同样也是一种“不服从”的政治伦理。
事实上，后一种观点也并不是针对特朗普的新发明。在国会的相关立法中，之所以会给予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行政部门以“固有职权”，其目的就在于赋予其相对于总统的某种独立性，以矫正可能的弊政。围绕蒂勒森去职的种种评价，正是上述两种同时内在于美国政治制度之中的政治伦理交锋的结果。目前而言，蒂勒森的“虽败犹荣”和后一政治伦理的抬头也突出反映了特朗普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不足。
后蒂勒森时期的美国外交难言新意
直到被解职之后，蒂勒森都始终如一地在建制派和特朗普之间选择了前者。在发表临别感言时，蒂勒森专门感谢了国务院下属的奉献和国防部同僚的配合，对其前雇主反而只字未提。一方面，蒂勒森的这一态度可以被解释为思想上的顽固不化；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样可以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对国务院下属的感谢可以看出，蒂勒森将对大公司的管理方式套用到国务院虽然产生了负面效果，但是这应该还不是他的初衷。归根到底，和许多已经或者即将与特朗普分道扬镳的精英一样，无论效果如何，蒂勒森最终还是选择向传统的政策精英示好，为此宁可牺牲与白宫的关系。这往高处说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更实际的考虑可能是维护其在建制派中的个人声誉。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问题就来了：蒂勒森的继任者又真的能够做出和其前任不一样的选择、提升国务院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改变美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走向吗？
虽然特朗普如今将蒂勒森的可能继任者蓬佩奥夸的“花好桃好”，又是“精力十足”、又是“思想在一个频道上”，但是答案仍然不容乐观。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一职的“烫手山芋”属性是结构性的，而不在于个人品质。美国国务卿扮演的是在公开场合维护美国外交政策和价值观的角色，同时还是与众多盟国和非盟国的沟通管道。当前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化太快、转向太突然，这一特征经常会使得“照本宣科”的国务卿处于“被白宫打脸”的尴尬境地。可以想象，除非蓬佩奥是一个特别不在乎个人声誉、完全为特朗普服务的人，否则难免日后会和白宫心生嫌隙。更何况，“位置决定脑袋”更是美国政坛中少有的“铁律”。虽然蓬佩奥在中情局长的位置上干的有声有色，但是一旦去了下属7万多雇员的国务院、享受了远胜以往风光的曝光度，能否“保持初心”实属难料。
其次，比起蒂勒森来，蓬佩奥可能更难和其在国务院的下属处好关系。因为后者更加“政治化”，推行的是一套与国务院主流格格不入的极端鹰派外交。毕竟，蓬佩奥紧随特朗普将伊朗核协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糟糕透顶，但是在国务院的专业人士看来这一协议恰恰是他们在过去数年中取得的最主要外交成就。因此，正如评论家所言，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机构对蒂勒森充其量是感到“失望”，但是对蓬佩奥却很有可能“恨之入骨”。对此，国务院的各级官员也是心知肚明。虽然他们认为蓬佩奥的入主可能拉近国务院与白宫的关系，提高国务院在决策中的地位，但是这种乐观前景并没有任何保证。
再次，蒂勒森虽然不吝于在公开和内部场合与特朗普的“冲动外交”唱反调，也与马蒂斯保持了进退一致的紧密联盟，但是无论是“蒂马联盟”或者传说中的“蒂勒森-凯利-马蒂斯-麦克马斯特四角”，对于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外交政策难言有多少“矫正”。换言之，作为“刹车”的蒂勒森虽然声音很响，但是却没有起到多少制动的效果。至今为止的美国外交，在关键问题上仍然是在特朗普而非蒂勒森或者建制派的轨道上运转。因此，蓬佩奥替换蒂勒森对于始终处于“加速””状态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可能不会带来多少政策上的变化，至多不过是短期内在对外口径上更加一致。
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相比，蒂勒森的去职更多展示了特朗普强调“服从总统”这一政治伦理的立场和决心。在特朗普看来，无论是事实上的不服从，还是态度上的“屈尊附就”都是不可接受的。以此看来，无论是麦克马斯特还是凯利，都难以成为特朗普的长期选择，而且是否真的存在特朗普青睐、又足以服众的选择也非常可疑。毕竟，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总统，都能在美国政治传统中找到依据，而这决定了作为整体的美国政府永远不会像一家公司那样对其领导人保持顺从，即便只是要求表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