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剧照
在刚刚闭幕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礼上，《三块广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虽然在最佳影片的奖项竞争上惜败于《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Water），但是却也收获了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不过可惜的是，作为近年来好莱坞少见的在编剧技法上极具特色的作品，却与最佳原创剧本失之交臂，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惋惜。
但《三块广告牌》却与今年的奥斯卡（以及其他很多影片）一样，不再局限于“一部好电影”。干练执着甚至略带蛮横气息的女主角、对美国当权者乃至某种美国社会氛围的敌意，乃至于对代表着美国价值观的家庭理念的某种距离感，都无疑与时代精神（zeitgeist）暗暗呼应：分裂的美国价值（无论总统是不是特朗普）、呼声高涨的#Me Too运动......
《三块广告牌》中女主人公米尔德雷德（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饰）面对当地警局“无所作为”时聪明但却直白的抗议，也开始融入了美国政治议题的血液之中。今年2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爆发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死14伤，直接将控枪议题重新推向了新的高度，面对“持枪派”政客们保卫宪法、持枪安全的表述策略，有人则在大街上模仿《三块广告牌》，租用了三辆卡车，并用同样色调的颜料和字体刷出了广告牌，质问“持枪派”的代表人物、前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Marco Rubio：
?校园屠杀?然而，还不控枪？ ?为什么，Marco Rubio？
相比于那些生拉硬拽才能与当下美国政治风向扯上干系的奥斯卡提名作品相比，《三块广告牌》（或许还有《华盛顿邮报》[The Post]）无疑是最为直接且直白地对现实政治有所讽喻的作品。
但是，我们能够就此说《三块广告牌》是一部关于“意识形态/女性/反抗/白左”的电影么？恐怕也不然。
得奖：走偏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
不知从何时开始，意识形态电影批评成为了包括影评人在内的很多人手中的影评利器。无论是作为好莱坞主流的自由派，还是作为好莱坞少数保守右翼的梅尔·吉普森（Mel Gibson）、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乃至肤色、性别、枪支、堕胎等等话题，都成为了（中国）影评人和观众给好莱坞打分的重要标准。在讨论奥斯卡时，更是“政治正确”、“左翼意识形态”、“美国主流价值”、“种族平衡”等词汇满天飞。事实上，大部分电影爱好者已经能够通过题材、类型、资历、肤色性别、前哨战情况、场外新闻——当然，或许还有“影片质量”——精准地预测出大多数奖项的归属。
但是，泛滥的“意识形态批评”已经让这种方法的边际效用逐渐趋近于零了。似乎只要抛出几个词，就能一针见血地把一部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拆解成各个元素：这个是满足奥斯卡表演奖的，那个是打种族牌、LGBT牌的，主题是为了迎合美式主旋律，致敬是为了让评委们会心一笑，长镜头是需要一个彰显技术的宣传点......似乎这些电影拍出来不是为了赚钱，而仅仅就是为了得奥斯卡奖，或是为了满足个别的观影人群一样。
不是说“意识形态批评”无效了，事实恰恰相反，要理解一部电影在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反响，“意识形态批评”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批评仅仅是给一部电影贴上了“白左”、“政治正确”、“女性”标签的话，那么阿尔都塞赐予我们的这柄批评利器，未免也廉价得宛如一把玩具水枪。
《三块广告牌》无疑也被评论家贴上了各种标签：女性、白左、边缘反抗主流、政治正确......但是《三块广告牌》真的那么“女性”、那么“白左”、那么“边缘反抗主流”、那么“政治正确”么？
我们先来看女主人公。作为本片的绝对女主角，她是一个离婚母亲，开着一辆低端的福特车，在美国中西部的某个小镇上过着拮据的生活，她人缘一般但并非没有朋友（她就在朋友的店里打工维持生计）——这样一位女性，在人口统计的意义上，绝对不是所谓社会边缘人，事实上这是非常典型、主流、正常的美国女性。如果说有什么边缘的话，或许她看上去像一个无神论者，并且在大众语境中缺少话语权——但是正如中国的小镇青年也在主流话语中缺少发声和自我展现的渠道一样，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小镇青年”定义成社会边缘人、非主流人群。
然后女主人公是如何“抗争”的呢？她的抗争非常执着，但也非常聪明。她没有呼天抢地、泪如雨下地控诉社会不公，或是自怨自艾地感叹自己命运多舛。她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三块广告牌，于是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把广告权买了下来，并且简明扼要地在上面放了三句话，控诉当地的警局不作为，给地方警局施压。当地的警察、民众、神父能做什么呢？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女主角的行为完全合法。同时，这一举动也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多压力和不适（否则整个警局也不会感到如此尴尬），所以它不仅合法，而且也合理，大家虽然都看着不爽，但是却一点没辙——女主角的目的也在此，她想要给亡女讨回公道，但更简洁明了的目的，是要让当局感到不痛快。
此外，虽然全镇大部分人都因为同情身患绝症的警长，而对女主角的行为怒目相视，但是在美国“个人主义”的大语境里，这种我行我素也并没有超过界限，警长希望晓之以理，神父只能动之以情，其他人虽然表示反对，但也都大体建立在对女主角丧女之痛的理解上，最严重的，恐怕就是扔鸡蛋的中学生和恐吓女主的路人了——一言以蔽之，女主角的抗争击中了小镇社会心态的七寸，但却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可谓非常“美国”，看似充满了叛逆的抗争，但其实却是“被驯化”的抗争（就连女主角向警察局扔汽油瓶时，都先打电话确认了警局是否有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女主角抗争的诉求：找到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这不是《8号法案》（Prop 8）里争取同性恋婚姻的平权人士，也不是《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里对抗官僚体系的底层穷人，更不是《每分钟120击》（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我的左脚》（My Left Foot）那样为艾滋病患者、残障人士声讨社会权力。无论政治立场是左是右，性别是男是女，肤色是黑是白，是持枪派还是控枪派，是支持堕胎还是支持胎儿生命权，我相信没有人会对“为亡女讨回正义”这一诉求提出质疑，换言之，《三块广告牌》里女主角的诉求，是有着充分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式的诉求，一点不边缘，一点不激进。《三块广告牌》将自己极为巧妙地“隐藏”在了反叛的面具之下，虽然抗争是激烈的，但确实合法、合理、合情，并且尽可能地做到不触及任何底线；但除此以外，则完全是个人主义式的。正如文章开头那三块狂怼Marco Rubio的广告牌一样，它是一个愤怒、合法、无奈、无用的政治表达。
那么，一个在人口统计意义上极为主流的女性，采用一套在美国社会语境里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抗议手段，为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诉求而抗议——从行动发起者，到发起手段，再到发起目的，哪里边缘了？哪里白左了？哪里政治正确了？甚至整个影片也并没有那么的“女性”，因为如果是一个“男性”为女儿之死不惜一切代价讨回公道，我们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飓风营救》[Taken]讲得不就是一个父亲动用各种不合法的手段要救回女儿的故事么），只不过由一个女性发起这一行为，我们会感觉更为艰辛和不易罢了。但这与什么“政治正确”或是导演想要算计得奖，并没有多少关系可言。
事实上，我们经常讨论的奥斯卡的“政治正确”、“美式主流价值”，本身就具有暧昧不清的地带。比如“政治正确”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些“白左”的理念，主要核心词是种族平等、性别平等、（非法）移民/难民和LGBT权益，都属于一些中间偏左的理念；但是“美式主流价值”则一般指代爱国、家庭价值、社区友爱、个人创业奋斗，这些都是中间偏右的理念。
所以，不是说一部电影是反应了主流价值以求获得奥斯卡，就是说一部电影是以“白左式”的政治正确来迎合奥斯卡评委，这宛如在说“明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无比正确，但就是一句废话。奥斯卡兼容并包的伎俩，努力让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努力寻找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副作用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只有“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才获得了奥斯卡的褒奖。所以寻找奥斯卡和奥斯卡获奖影片的意识形态根源，本质上是百发百中、指哪打哪的万能公式，因为除了极左翼和极右翼的个别激进思考外，好莱坞电影倒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熔炉。
在这个意义上，《三块广告牌》的成功，不仅与政治正确无关，事实上也与主流价值无关。《三块广告牌》呈现的美国社会是多元的，也是割裂的：女主的诉求方式是个人主义式的，面对的压力确实社群价值；她对家庭的态度只能使家人受伤，但却在为另一位家人讨回公道；她有着女性坚韧的美好品质，却也有对残障人士的不友善；她对罹患绝症的警长也充满同情，但在原则问题上也丝毫不让步......——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演的离婚母亲米尔德雷德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为她身上的种种特质是如此真实、如此矛盾，而在特定事件的诱发下，爆发得如此合情合理，但又没有让我们感觉不可理喻地钻牛角尖。
编剧：以正合，以奇胜
相比于过去一年穿着同性外衣的小清新爱情片《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性别倒置版的“王子救公主”片《水形物语》，乃至正宗美式主旋律《华盛顿邮报》，《三块广告牌》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不落俗套的编剧设计，酣畅淋漓的表演，让人惊讶但又不乏说服力的人物蜕变......
《三块广告牌》确实有很多出其不意的反套路设计。比如，从剧情开篇开始，你会觉得整部电影的矛盾将会围绕着女主角和警察局长展开，但是到了中段，警察局长突然自杀身亡，不仅影片的剧情走向一下中断了，而且我们对于女主角的认同感也一下打了折扣。导演这里要冒巨大的风险：他不仅要将支撑起电影前半段的核心张力过渡到新的剧情张力中，同时还要在电影后半段让观众重拾对女主人公的认同感。
而荣获最佳男配角的山姆·洛克威尔（Sam Rockwell）所饰演的警察局长小弟，观众对他的预期一开始是一个“功能性”的龙套。我们在电影里总能看到这种功能性角色，他们不需要像主角那样完成性格的蜕变、实现人生的成长、突破自我的极限、找到生命的真谛，功能性角色“职”如其名，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实现一些功能，帮助情节推动，衬托主角光环。他们有时是主角的人生导师，有时是等待主角来收拾的无恶不作的反派，有时是怕观众不明白主角牛在何处而设计出来专门问傻问题的捧哏——总之，这些角色多半不需要怎么深度刻画，性格无需深挖，更不用有什么蜕变升华。
但是《三块广告牌》中，此前尸位素餐的末流警察狄克森，却在警长死后开始破茧出壳，他肆意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但却开始变得像一个机敏的警察，也更像一个摆脱了行尸走肉状态的人。迪克森从一个功能性角色，变成了与女主角形成新的互动平衡的“二号人物”：在影片内，他代替警长，成为了电影后半段的主要推动力；在影片外，他也超越了“原来的”男一号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一举成为了本片实质上的最重要的男演员。这种剑走偏锋的剧情设计，甚至要比让观众重拾对女主角的认同感还要难，因为编剧不仅需要让观众对迪克森的看法产生转变，并且还要让他们相信这种转变。洛克威尔大开大阖却收放自如的表演，让这一设定极复杂的人物蜕变，变得可信而又可爱。可以说警局二人组的出色表演，无愧于让学院为这部以女性为领衔的影片送上了两个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而在人物性格的设计上，《三块广告牌》也着力于让每个人都摆脱脸谱，变得有血有肉。比如女主角的车被中学生砸了鸡蛋后，她气势逼人地把嫌疑犯们揍了一顿；但是当她在商店内被一名健壮男性威胁时，她又充满了女性的恐惧。看似女主角是“欺软怕硬”，但这何尝不是她内心中脆弱一面的真实表现，她有她抬头不让寸步的倔强，也有一个人对抗所有人的孤单。而“无能”的警局也并没有被塑造成官僚主义的化身，警长有他的苦衷，也有他的无奈，案子无法侦破并不是他的无能或懒惰，而是“有些案子就真的是永远没有答案”，他也想努力尝试，但终究无力回天——在这样的一部关于抗争的电影中，抗争者和当权者，都有各自的弱点、苦衷，也都有他们无可妥协的原则、坚持，这让《三块广告牌》没有流于肤浅的、套路化的批判：正义，有时是如此遥不可及。
但这些反套路的剧情、人物设定，也给影片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
一部电影的成功，往往在于它稳定地输出了一种价值观：人物可以转变，情节可以反转，甚至好人坏人也可以身份对调（比如《哈利·波特》里小天狼星从恶魔变成了勇士，而小彼得却从烈士变成了叛徒），但是电影输出的价值观是稳定不变的。但《三块广告牌》，自从局长死后，影片就一度迷失了重点，它前半段想要刻画的那种“以一敌众”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在后半段却变得乏味而又无力，甚至在结尾处变得小清新了起来，不仅偏离了观众在观影开始时的预期，也没有成功地、信服地建构起新的剧情走向。
三块广告牌，最终变成了一次无用的政治表达。但最令人可惜的是，“无用”并不可怕，影片后半段的泄气，让这种有意义的“无用”，最终走向了不知所谓的“徒劳”。这或许就是《三块广告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
表演：进击的女性
2017年度，是性别议题如火如荼的一年，#Me Too运动有多大，波及有多广，对好莱坞（的男性们）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在此就不赘言了。它所带给金球奖、奥斯卡的影响，无疑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大部分电影的制作完成，都在韦恩斯坦事件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今年奥斯卡所试图“表彰”的女性形象——麦克多蒙德所饰演的抗议母亲，却也被贴上了“性别”、“抗争”乃至“政治正确”的标签。
但与跑偏的意识形态批评相同，这种贴标签的方式，不仅削弱了麦克多蒙德其表演本身的含金量，同时也是掉入了因果倒置的陷阱。事实上，一部电影的女主角要想变得“有戏”，就必然多少带有一点“抗争性”，因为只有有了“抗争”，才会有看点，才会有表演的空间，也才会成为女主角。试看今年其他四位提名者，《水形物语》是女主抗争冷战强权，《我，花样女王》女主抗争的是行业潜规则和舆论暴力，《伯德小姐》抗争的是无聊庸常的生活形态，《华盛顿邮报》则是女继承者在抗争男性们的权力话语......
这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表单还可以无限扩张：2002年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饰演学历虽低、但却一门心思为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的平民律师；2005年希拉里·斯万克（Hilary Swank）饰演的女拳击手；2012年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饰演的力排众议进行改革的撒切尔夫人；2016年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饰演的带着孩子逃出魔窟的母亲......事实上，连男性也在抗争：2009年饰演同性恋参议员米尔克的西恩·潘（Sean Penn），2011年与口吃和心魔做斗争的科林·菲斯（Colin Firth），2014年抵制对艾滋病歧视的马修·麦康纳（Matthew McConaughey）......
所以把麦克多蒙德在《三块广告牌》里抗争的女性形象看成是奥斯卡在褒奖政治正确，这无疑是倒果为因。但是不可否认，奥斯卡对抗争女性形象的褒奖，也经历着政治、历史、社会的巨大变革：
1954年时，只要一国公主愿意逃离政治和王室的牢笼，跑出去跟帅气的男记者在罗马玩上一整天，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就可以凭借《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获得奥斯卡的褒奖；
1960-80年代，饰演著名残障女性、作家、慈善家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 Bancroft），乃至《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里在时代洪流中痛苦抉择的梅丽尔·斯特里普，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对抗残酷世界的女性代表；
进入1990年代，像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沉默的羔羊）、霍利·亨特（Holly Hunter，钢琴课）这样拥有职业尊严、个人尊严、自主价值选择的女性成为了奥斯卡的主流选择；甚至还出现了凯西·贝兹（Kathy Bates，危情十日）这样极端有主见的“反派女性”，当然，这个名单里也包括凭借饰演《冰血暴》获得第一尊小金人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而到了2000年之后，女性抗争者的形象变得更为日常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奥斯卡所认可电影里的女性抗争，日益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抗争话语”，而非在社会歧视和惯习偏见下对压迫的反抗。
可以说，奥斯卡电影里所折射出的，正是过去六七十年间女性社会形象的转变，她们从“伪装的抗争者”（《罗马假日》里的公主），演进成了“被动的抗争者”（海伦·凯勒和苏菲），再进化成了“主动的抗争者”（FBI探员、追求真爱的女性、＊＊的女警察乃至控制狂），最终变成了今日“多元化的抗争者”。
《三块广告牌》里女性抗争，更男性化（但也更聪明），更具攻击性（但却丝毫不鲁莽），更能抓住美国社会规则的合法地带和社会心态的敏感处。而虽然影片对女主角前夫的新女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调侃，但却不是“用心恶毒”的攻击，在观影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这场已然成为既成事实、但却并未展开的离婚事件，并不是男方单方面的责任；而女主角在餐馆偶遇前夫及其新欢后妒火、怒火中烧的场面，更是将女主角不完美背后的不甘与不忍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甚至可以因此暂时她对残障人士的恶劣态度表示宽容。
如果说2000年前的女性抗争充满了淑女式的勇敢（比如《钢琴课》里的女教师，或是《苏菲的世界》里的母亲），那么2000年以后，以希拉里·斯万克和麦克多蒙德等人塑造的女性形象，则体现了美国人所崇尚的街头智慧（streetwise），就像《三块广告牌》里的那样，更灵活，更日常，更富于攻击性，也更摆脱了女性原有贤淑温良的刻板印象。
《三块广告牌》无疑是过去一年世界电影上不多的惊喜之作。它优秀，但也远远谈不上完美；它关乎政治，但却无关政治正确；它讲述抗争，但确实“被驯化”的抗争；它处处反套路而为，但也处处暗藏套路；它是一部有关女性的电影，但却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三块广告牌》里的所谓政治正确、主流价值、女性本位，那无疑是贬低、矮化了它在技法、思想乃至艺术上的成就。《三块广告牌》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内涵不应被过度政治化的解读，但是它所折射出的社会语境，却能让我们看到更为丰富、中立的女性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意义，远远不是两座表演类奖杯所能简单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