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张之洞序《劝学篇》，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讲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实际上兼系“政”与“学”两者之兴衰。尤其是历经多年寒窗、一路过关斩将而最终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既是高级文官的主要来源，又是传统学术标杆所在，其殊荣与前景举世称羡。至于进士群体中又能优选入翰林院者，则更负清望，明清两代列宰辅、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问题在于，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过的局面与元素。既然为政在人，育人由学，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因此而有革废科举、拟定学制、兴办学堂、派遣游学等举措渐次展开。对于科举改制，其初步底线可概括为：八股当废不当留，科举可改不可罢，经史宜补不宜弃。实际运作中，改制主线为力图将学校育才功能与科举抡才功能结合，在内部调整的框架下应变。1901 年改制措施发布，时论盛称此后“有学校以造就于先，有选举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学堂，而后为士者无无用之学，为官者无不习之事”。然而，制度运作的现实则不尽人意。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然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而新政展开，事务纷繁，需才孔亟，传统对科举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批评，此时尤见其实。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京师大学堂
从选士史的角度而言，进士馆之设，乃废科兴学之际人才选拔和培养体制的改革和过渡举措，乃以学堂速成教育训练科举已成之才的具体尝试。进士馆的设立，标志着天子门生教育的重要转型——从研习经史辞章的翰林院庶常馆系统，过渡到接受法政经济教育的大学堂进士馆系统。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也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举立停，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义上进士馆的存续时间虽短，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考试史、留学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从科举改制，到设立进士馆，再到派遣游学，以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的授职升转，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得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博。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然而，每当制度设计与个体利益抵触之时，官僚个体便会启动抵制推诿之法，以个体理性谋求自己处境最优及利益最大。无论是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艺策论，还是令新科进士入进士馆修业，抑或集体遣派留学，都是朝廷对末代天子门生进行教育提升的实际举措。但晚清中央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对“开官智”问题仍然不无分歧。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因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多方创造条件以开其官员群体之智。但官员群体摇曳于“学”与“仕”之间，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其个体理性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此亦人情之常。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
叶景葵（1874—1949），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后成为著名实业家、金融家、藏书家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
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再次给在世的癸甲进士带来新的升沉机缘。他们部分继续在新政府内任职，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数进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继续本行，发挥余热；亦有部分不复出，或僻居乡里，行迹难考；或客于他乡，流寓海外，度过晚年岁月。其出处与动向，总体延续其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亦有重新选择者，均受到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时势与政策影响。由于该群体特殊的进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后的活动与名望，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他们也常被当作新政权优待旧式知识分子，以及旧知识分子政治选择、接受改造、发挥余热、拥护政策的深具象征意义的例证与型范。历经登科后数十年的风雨沧桑，癸甲进士在世者日渐凋零故去，最后的“天子门生”群体也逐渐走入历史。经过后世的历史记忆和书写选择，在国族、革命、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的话语中，他们的经历有些被重构和诠释，其形象再次渐趋清晰，但或样貌已非；有些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尘封遗忘，以致其自金榜题名后，具体形迹已斑驳难考。行之未远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历史书写中“民众”的失真、失语与湮没，更可推见。
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可谓“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代表，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的变化和动态，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科举的废除，导致联系国家与知识精英的大动脉被切断，“一方面使得吟哦四书五经、牢守功令、恪遵伦理纲常的旧精英顿时失去凭借，同时也逼使这些漂浮流动的人才面向许许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于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新的社会职业、分层出现，进士群体亦参与其中，其横向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癸甲进士或因游学，或因教学，或因仕宦，或因营商，或因流亡，足迹远届港台、南洋、日本、欧美等地；在职业分化及地域流动方面，已迥异于独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传统型士大夫。在社会角色方面，癸甲进士既部分延续传统精英统合与服务乡邦的职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间及公共事务中发挥影响。
在此时代巨变中，癸甲进士无论选择如何出处，都既需要努力应对难称完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要尽力维系日渐失落的“意义世界”。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他们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毕竟，他们历经数十年的研习和浸淫，精通传统经史之学既成为他们的晋身资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体”与“西用”二分的巨变时代，中学更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在转型时代，他们不断尝试融通各种传统思想资源，赋予其新义，以便能在用世、养身与治心之间有所依归，并维系其已受挑战的“意义世界”不致彻底坍圮。在此过程中，传统同乡、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关系不断叠加重组，形成一张张复杂宏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塑造新的身份，维系群体认同，并伴随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升降浮沉。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学’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传统儒家在制度层面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终结，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续；经学化的儒家已经退场，而子学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过考察进士馆的设立运作及癸甲进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见中国近代转向中制度建构的努力与曲折，以及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今天，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帝制后期儒家的最高“神圣空间”，已辟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游人如织。大成门外的廊檐下，静静伫立着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讲述着这些传统文化精英曾经的毅进与恩荣。其中，即有光绪癸卯科及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甲辰题名碑旁，特以铜牌镌字，曰“末科进士题名碑”，并以中英对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别举称“新中国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来自浙江秀水的二甲进士，清末民国时期的宪政志士，新时期的政法领袖。题名碑上有关沈钧儒的信息，或因后人特意琢磨，去除尘障，显得格外清晰。
沈钧儒
其前后左右的“同年”们，姓名与籍贯大多已斑驳难辨。除了少数人物之外，癸甲进士群体的经历与事迹大多已渐行湮没；而那些冰冷的碑石上所镌刻的名字，其实无不曾为鲜活之生命体。依据甲辰进士题名碑旁铜牌的标识，此碑应属自助导览机讲解范围。当不同语言、文化及知识背景的过客云集，各自细听导览机讲述“末科进士题名碑”的来龙去脉，时空悬隔，背景参差，游客各自体味想必亦大异其趣。前人笔记尝云：“甲辰为清代末科会试。自隋唐以来之科举制度，至此而历数告终。此榜多知名之士，以之结科举之局，颇不落莫。”诚然如是。癸卯、甲辰进士中颇多引领风会的人物，他们的双眼见过清朝的銮辇，辛亥的硝烟；见过民国的扰攘，敌寇的入侵；见过政权的更替，斯文的远离。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所学所思、所做所言、所喜所忧、所惧所惑，伴随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走过跌宕起伏、一波数折的未竟转向。
本文节选自李林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