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早晨，我收到了美国《历史与理论》有关海登·怀特先生辞世的讣告。巧的是，那时我正在重读他于1966年在该刊发表的《历史的重负》一文。应南大孙江教授之邀，我将参加他在3月24-25日组织的“概念史”的学术会议，并决定就怀特与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对西方思想史的贡献发言。我之重读怀特《历史的重负》，也因为斯金纳在同年发表了《历史解释的局限》一文。他们两人虽然年纪相差了12岁，但却在差不多同时开始严肃思考历史学在那时的状况和突破的前景。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2018)
对于中国人来说，1966年是难忘的一年，因为“文化大革命”正是在那时开始的。而在西方，1966年抑或整个1960年代，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岁月，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怀特那时应该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历史系任教，而我老师伊格尔斯先生也于之前一年就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教授，两地相差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两人在纽约州的欧洲历史研究学会上认识之后，一同接受了一个写作欧洲思想史的项目。记得伊格尔斯先生后来对我笑眯眯地说：“作为一个‘好男孩’(good boy)，我认真地完成了我的部分，但海登却爽约了，因为那时他已经在奋力写作他的《元史学》。”其实伊格尔斯先生那时也在努力完成他自己的成名作，那就是初版于1968年的《德意志历史观念：自赫尔德以来的历史思想之民族传统》。怀特之写作《元史学》一书，则更费时日，迟至1973年才出版。于是，两人合作的欧洲思想史项目，就中途夭折了。但这个损失显然十分值得，因为怀特的《元史学》和伊格尔斯的《德意志历史观念》，现在都成了经典著作，而前者还在2013年出版了四十周年纪念版。英国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为此特意做了推荐，其中写道：“怀特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家和他们对客观性、科学和现实主义所抱有的幻象”。伯克指出，“在四十年前，对于史学界比较保守的人士而言，怀特的观点让人震惊。但四十年后，我觉得它们已经（在史学界）被普遍接受了”。这个看法并不全然，但至少说明，虽然当今有不少人希望“走出”或者“超越”后现代，但其实怀特的后现代思维，已经在史学界内化了。当然，内化并不表示全盘接受，而是认可这一立场的重要，同时希图在这一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反思。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是先拜读怀特的论著然后才认识他本人。记得应该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攻读研究生，那时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现在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的傅葆石教授来师大做进修生。我们相遇认识之后，傅将他的《元史学》一书英文版借我阅读，并说在他的美国同学中间，此书已经是一本必读书。我当时读该书的感觉是，醍醐灌顶，焕然一新，对怀特从“诗性”的角度探讨历史研究和书写的特性，印象十分深刻。我的硕士论文（1984）做的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读过比尔德批判兰克客观史学的论文。但怀特的批判，另辟蹊径，与众不同。 1990年代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受人瞩目的时候，美国的老派思想史家葛翠德·希莫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指出，怀特的观念只是老调重弹，认为以前就有人看到史家治史，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等主观立场的左右。但显然，希莫法伯没有能看出和理解怀特挑战近代兰克史学的独特之处。换言之，比尔德、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作者）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怀特颇不相同。
《元史学》
1990年代也是我开始认识、接触怀特的年代。1992年起在美任教之后，我开始与伊格尔斯先生多方合作，自己也参加了数次在欧洲和美国各地举行的学术会议。1990年代中期，我在匈牙利的社会科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已经记不得了）。会议最后请怀特做总结发言。他思维敏捷、用词精到。在其中他还宽厚地指出，今天会议上有不少学者来自英语非母语的国家，他们的发言值得称赞等等。我当然希望他说的是我，但其实他也许更想称赞那时开始就追随他左右的波兰史家爱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记得多曼斯卡在会议中间与我们交谈的时候宣称，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后现代时代”(a postmodern age by de fault)了。我不禁有点哑然失笑，因为显然后现代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在她的母国波兰还远远称不上普遍。那次会议还有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Frank Ankersmit)参加。与怀特的精湛口才相比，安可施密特讲话支支吾吾，含糊不清，似乎嘴里含着一颗橄榄一样。据说利奥波德·兰克当年也缺乏口才，讲课乏味。像这样笔头好、口才不好的学者，在今天可能要数年鉴学派的第四代传人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了。这学期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夏蒂埃也在那里上一门课。同学们对他的课反映是，夏蒂埃只是念他的稿子，头也不抬，根本不管学生。而他的英语又夹杂着浓厚的法国口音，让人似懂非懂，兴味索然。我含笑评论道，欧洲大学教授地位崇高，自觉高高在上，不像美国教授那么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互动。
而在我认识的美国大学教授中，海登·怀特绝对称得上口才一流。2005年开始我被选人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的理事，同年又担任秘书长，与怀特、安可施密特等人多有接触。那几年我们一同到复旦大学，之后又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台湾大学、华东师大几次开会。怀特虽然年高，但精神矍铄，潇洒自如。他演讲的时候，听众济济一堂。怀特那时一只耳朵戴着耳环，讲完之后与学生、老师互动，阳光的照耀下，耳环闪闪发光，让人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个大学者，毋宁说他是一个大明星。
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我又读了怀特的许多论著。美国同学们都说他的写作十分难懂。但与他接触多了之后感觉，其实怀特的表述本身并不故弄玄虚，而是力图明白晓畅，但他的思想和观念比较新颖，所以历史系的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而与他的接触、交谈，更让我觉得他是思想清晰、立场鲜明的学者。从立场来看，怀特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自承他之批判兰克的所谓客观史学，主要是因为这一史学，以平铺直叙、冷静客观为标榜，而其实是想证明资本主义时代的合情合理，因此他必须对之进行批判。西方世界在2007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一同在希腊雅典开会。怀特一见到我就说，“Edward，Marx is right in the end”(爱德华，马克思毕竟还是对的！)。他的意思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出现经济的震荡和危机。2010年前后，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主席换届，我十分希望怀特能接任主席。但可惜的是，当时卸任的主席佐藤正幸另有安排，并为此多方操作，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此事让我觉得十分遗憾，也使我看到【某些】日本人的偏狭、小气）。
怀特虽然没有担任主席，但他之后对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则予以了更多的支持。比如他个人赞助出钱，建立了史学理论、史学史的论著奖，但又执意不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是以学会的名义出面。这个奖已经评了三次，最近一次获奖者的著作是《后叙述主义的历史学》。此书似乎在挑战怀特以叙述出发检讨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延伸、发展了怀特本人的做法。在出版《元史学》而享誉世界之后，怀特仍然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论文集。此处无法详述他的观点，但其总体倾向是，怀特希望谈讨历史书写走出叙述传统的可能和必要。怀特在1960年代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他一直属于那个群情激奋的时代。而那个时代的氛围就是，希望学术多与时代互动，不但跟上时代，而且反映时代的需要。怀特的最新的论文集以《实用的过去》命名，便是一例。我们在雅典开会的时候，他便以此题目演讲。我事后与他交谈，说到中国传统史家对历史真理的追寻，也希望通过真实的历史叙述，展现历史书写的社会功用。的确，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为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所激励：“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什么，问一下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怀特对兰克史学抑或整个西方近代史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古人说“知人论世”。我们对怀特史学的认识，需要了解他生长的时代。
怀特除了有其鲜明的立场之外，其治学也有其明显的特点。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概括，学者大致有两种类型：刺猬和狐狸。余英时先生在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曾借用来分析两人的差异。我想在此做一个也许拙劣的模仿，比较一下怀特与伊格尔斯。就我的了解来看，怀特是一只“刺猬”，而伊格尔斯是一只“狐狸”。古希腊诗人爱基罗秋斯(Archilochus)说道：“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伊格尔斯先生的博学多识、对多种欧洲语言文字的娴熟掌握，加上他对新学问的浓厚兴趣，让他成为一只“狐狸”。与之相对照，怀特则是一只“刺猬”。余英时先生这样描述“刺猬”的治学风格：“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都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怀特十分擅长演讲，每次听后都让人激动。但之后细细思索，又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因为怀特当然有创新之处，但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在写作《元史学》时已经形成。任何熟悉他著作的人会觉得，如同他写作该书时那样，他非常擅长将所有的东西都为他所用，也即“六经注我”。在他的笔下，黑格尔、马克思、兰克、布克哈特、尼采、托克维尔、克罗齐等近代思想名家，都成了他的论据，其视野之恢弘、笔触之新颖、气魄之雄伟，在当今学界仍然罕见。无怪澳大利亚学者玛尼·休斯·沃灵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在为罗德里奇出版公司编辑的《50位重要的历史思想家》（Fifty Key Thinker of History）一书中， 将怀特列为其中之一，而名列其中的人物涵括了整个世界史学界的名人，从古代的司马迁到今天的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 Davis)。
怀特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名句，为人所熟知。但真想独立创新，就有可能造成曲高和寡、无人赏识的局面。司马迁本人完成了《史记》之后，也曾考虑“藏之名山”。怀特以其“刺猬”的专注，写成了《元史学》一书。该书出版之后，有大约二十年在史学界默默无闻，被人视为“奇书”。怀特在出版该书之后，长年在加州的圣塔克鲁兹分校任教，带了几个为数不多的史学理论研究生。每次他率领他们譬如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开会发言，听众寥寥无几，因为他们讲的对多数历史系的学生来说，无异“天书”。但怀特不以为忤，仍然坚持他的立场和论点。可幸的是，他的理论在文学界、新闻界等其他学术领域，渐渐为人所重视。而史学界对他的关注，我个人认为要到安可施密特于1989年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一文，引起多人反驳争论之后，才渐渐引起多数同行史家的重视。当然，如同上述，在1980年代，他的《元史学》一书已经是一部名著，年轻一代的史家对其书、其人都相当熟悉，不过其中真正研读过该书内容的人，恐怕还是不多。
怀特在其晚年，也即我与他较为频繁接触的时代，被聘为斯坦福大学的讲座教授，长达十年之久。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聘请他任教的是该校的比较文学系，而不是历史系。何兆武先生有过这样的观察，“史家习惯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意思是说一般的史家对史学理论，了无兴趣。换言之，虽然怀特的批评之声，对一些人来说震耳欲聋；他本人在演讲的时候，也力求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对大多数历史工作者来说，怀特似乎还是有点太远，仍然深不可测、渺不可及。或许他的辞世，会改变这一现象。怀特本人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书写应该是一种类似艺术、形同文学的创作行为，而许多人对一些前卫艺术家的认可，往往在他们过世之后。与这些人相比，怀特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贡献已经在他在世的时候便得到了关注。而对我个人而言，怀特的睿智、倜傥、风趣和仁厚，将会是一种永恒的记忆。
衷心祝愿海登·怀特教授长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