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最高法、最高检点名这些案件，向社会传递强烈信息
3月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和往年一样，“两高”报告从来都不只是两会会场内的事情。报告持续吸引着各方的关注，坊间甚至开始讨论今年的“两高”报告赞成率会不会再创新高。这种现象，给我们解读中国法治的进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
细节
先从一个细节讲起。
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中表示，“依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系列案件，坚决维护英雄形象”时，会场响起了掌声。
周强接着指出，“依法审理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范，引领社会风尚”，话音刚落，掌声再一次响起。
是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也不断增强。因此，很多个案，尽管看似与己无关，却紧紧牵扯着全民的心。而这，则这折射出了个案背后的情感共鸣。
试想，如果烈士的名誉任人侮辱践踏，不但英烈们的灵魂无处安放，国家也会在历史虚无主义中渐渐衰落。如果电梯内劝阻吸烟也要承担法律责任，不仅公民依法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将被挫伤，我们也将与民法的立法宗旨渐行渐远。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循法律？”
诚然，如果法治的施行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认同和遵循，法治与公众之间便会自然表征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法治之于社会也无异于油之于水，难以融合。没有了人心，法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ted="1" data-link="">电梯劝阻老人吸烟案二审改判
数据
数据说话，是近年来“两高”报告的共同亮点。
以惩治恶意欠薪为例，最高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各地法院推广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破解农民工讨薪难经验，5年来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94.4亿元。最高检给出的5年数据是，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7957人，支持农民工起诉9176件。
在谈及扫黑除恶时，各地法院5年来共审结重大责任事故、危险驾驶等相关案件127.1万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7.1万件。检察系统过去5年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8932人，立案侦查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333人。
在生态保护这一块，检察系统过去5年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1.3万件，督促5972家企业整改，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14.3万公顷。各地法院5年来审结环境民事案件48.7万件，依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1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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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喜人，家丑也没有被掩盖。
报告显示，过去5年，检察系统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2089人，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11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543人。严肃追究531名领导干部失职失察责任。各级法院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1011人，对1762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严肃问责。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53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338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1人。
透过每一组数字，既能够看到检法部门在司法领域的积极作为，也更为具象地呈现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真实份量。
个案
不约而同，“两高”报告同时提及于欢故意伤害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徐玉玉被诈骗案、“e租宝”案、杨秀珠案、“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共15个案件。
这些案件，我们此前大多讨论过。比如于欢故意伤害案。
对于于欢案，周强院长评价说，在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社会关注案件中，加强以案释法，既体现法律尺度，又体现司法温度，实现法理情有机融合，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曹建明检察长也点出了检察机关的表现——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对媒体曝光的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热点敏感案件及时发声、深入调查、依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再如徐玉玉被诈骗案。
山东省临沂市高考录取新生徐玉玉，被假冒教育、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陈文辉等人，通过电话骗走9900元学费。徐玉玉报警后，悲愤交加导致猝死。
此案一经曝光，立即引起民众家的高度关注。以此为契机，检察机关与公安部共同挂牌督办了“徐玉玉案”等62起重大案件，两年来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各地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1万件。
个案貌似微不足道，却是正义的基石。它如同一个个节点，勾连着法治的脉络，展现着时代的变迁。同时，它又承前启后，告诉我们哪些需要摒弃，哪些需要吸纳，推进着社会的新陈代谢。
这就是法治进步的原动力。
制度
不出意外，冤假错案再次成为“两高”共同的反省对象。
周强院长指出，5年来，各级法院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人民、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
曹建明检察长指出，对人民法院再审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等案件，检察机关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核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同纠错。对冤错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已，倒查追究批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责任，吸取沉痛教训。
这种反思，既在个案上，更在制度上。
2016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庭审中心等原则，明确了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6年徐玉玉案发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在同年12月出台《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坚持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坚持最大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制定规制，为严惩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2014年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案发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次年5月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跨行政区划管辖、同一污染环境行为的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便车”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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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3月10日上午，在四川代表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曹建明坦言，案件纠错需要勇气，要敢于向社会公开承认发生了错误。
这种勇气的生成，是司法机关的自我养成，也是顺应时代的必然之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广泛，对公平、正义、法治的期待自然也更加高涨。这种期待，倒逼着法治的迅速向前，回应着人民群众的人心诉求，更彰显着依法治国的时代意义。
当聂树斌、呼格吉勒、顾雏军这些曾经轰动一时，又归于沉寂的名字，在“两高”报告中被提起时，阅听者也会回味起案件整个过程中的悲愤、欣慰与感怀。在司法与民意、舆论日趋良性互动的时代，司法的本质是对人民公平正义需求的回应。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治，在经典文献中常常被定义为神圣的存在，被描述为一种影响国家命运的规则制度和意义体系。在普通群众那里，法治不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日常生活的盔甲。
于是，当“两高”报告被群众细读时，被网络刷屏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老百姓对法治越来越高的期待。在法治已成共识的当下中国，法治早已不仅仅是国家（或政府）所关心和从事的执政要务，更已逐步成为全社会成员达成的共同信仰与正义事业。
法治在，则人心在、信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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