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淡豹：我想拼命踩一踩，那些对女性的偏见
我很尊敬的一位人类学家曾说，性别范畴是权利关系中最根本也最难以撼动的范畴，其他领域，比如上下级、人类对自然、民族间的关系、城乡印象等，都是性别范畴内权利关系的不断复制。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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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初，我24岁，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进行短期学习。国内一所戏剧院校的一行四人正在访美考察。系主任带着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边吃饭边讨论，系主任在回答一个中国样板戏的问题时突然来了兴致，对年轻女教师说：“小王，你到中间去，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说的这个动作。”小王以前是演员，演刀马旦。小王明显不想上去，说“没有音乐，不方便呀”，但系主任坚决要求，最后这女孩子只好放下碗筷，上去稍微演示了一下。你看她那个动作会觉得蛮尴尬的，可这主任还摇摇头说：“小王，你今天怎么穿一个牛仔裤？这个裤子太紧了。”
那一刻，我真的快崩溃了，觉得自己好像参与了某个不好的场合，非常难受。一方面感受到一位女性像一个物件一样被忽略、被指挥，也可以说男性对女性身体的那种打量，还有领导对员工的使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点羞耻感。
过年期间，冯小刚因要求女演员苗苗在私人聚会上跳舞而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我们要警惕的不是男性或者陌生男性，
而是父权和男权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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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读人类学时有些田野活动，会不得不给官员、教授敬酒。我不想敬，还哭过，但当时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性别歧视感。
2013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何光顺在课堂和微博上公开发言，建议取消女生第一节课，让她们多一点时间化妆打扮，好给男同学美的感受与愉悦。有些女权朋友批评这种言论。我也非常受不了，跟一些朋友一起写文章，要求他道歉。
2016年11月，有位女读者遭受性骚扰，问“正午故事”该怎么办，我写了一篇长文叫《为未来的女儿》。我当时觉得，如果不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思考并处理这个问题，针对女性的性骚扰根本无法解决。我们要警惕的不是男性或者陌生男性，而是父权和男权思想文化。
今年端午节时，我朋友孩子上的幼儿园发玩具，给小男孩发小汽车，给小女孩发小化妆包。这多可怕，简直是从小按性别把人分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副教授何光顺曾经发表过“建议取消女生第一节课，让她们多一点时间化妆打扮”的言论，引起网友热议。
孩子们的父母还得吹捧老师，有年轻妈妈在家长微信群里夸老师会挑礼物，说“如果我家不是男孩，我自己都想要那个化妆包”。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的性别差异没有这么大。那个年代的一个潮流是社会主义遗风，大家都要去赚工分，不论男女都要参与劳动，阶层、地域甚至城乡差别都是比性别重要得多的差异。另一个潮流是计划生育，“男女都一样”的观念一再被重申与普及。不大像现在的消费主义，女性再次成为性符号或者跟家庭密切相连的符号。
“女人天然应该让男人疼爱”这种说法现在不是很流行吗？但我小的时候肯定是“男女都一样，谁都不要叫苦叫累”。现在无处不在的广告宣扬着“女性就爱买买买”，实际上是把女性视为消费者、否定其生产者身份。幼儿园按男孩女孩分玩具，也是在隐形地传达男女在社会角色上各有分工，暗示小女孩或者小女孩长大之后就应该关心打扮。
各种各样的所谓“女德班”曾经无处不在。
不论在哪里，性别问题以及所有的歧视、羞辱，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传统文化复兴，不断强调性别、代际、身份的差异，以维持某种家风或和谐，比如说父慈子孝、举案齐眉，夫应该做什么，妻应该做什么，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女人应该是什么样。
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从小受到的关注，包括“男孩女孩没有差别”这种幻觉，现在的孩子是不大可能有的。在《为未来的女儿》这封信里，我列了一个日常生活指南，建议我们拒绝“胸大无脑”的偏见，拒绝以爱护为名，让女性满足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分工与角色形象。
这里的“我们”并不仅仅是指女性，而是我们所有人，我希望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挑战和反抗现有的视角，重新定义成功、意义与美学。这封信的对象也不仅是那位女读者，或者我自己未来的女儿，而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女儿，是所有未来的女孩子。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有一种比较女性化的文化，它应该是不那么暴力的，它会关心不同的人，关心那些被淹没的群体。
淡豹近照。图/李伟
如果女性不自我表达，
那这些经验就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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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职业女性会介意在其身份前加一个“女性”的标签，我能够理解她们的不舒适，可能她们认为自己的女性性别在工作中并没有那么重要，她们不想跟那些性别偏见有关系，也不想女性标签把她的工作框定甚至否定掉。对我而言，加不加“女性”标签都可以。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挑战那些性别偏见。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和这个女性身份有关：我想拼命踩一踩那些对女性的偏见，把它们给踩碎了。
我小时候喜欢过一个国内女作家的作品，她会讲某对夫妻因为挤牙膏的习惯不同而离婚了，自己是孩子时，会惊叹她的犀利，觉得她的小说像左手一把手术刀、右手一个探照灯那样，把生活里那些被掩盖的秘密掀起来，让你知道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需要忍耐的地方，有这么多阴暗甚至肮脏的地方。
在北京，我加入了一个女博士读书会，主要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青年学者。这些学者讨论性别问题，有些人会做小姐、二奶的研究，有人做性社会学，关心亲密关系。我的一位师姐在记录在北京北医三院外面等着做试管婴儿的女人们。女博士读书会通过研究选题来做这些跟母亲的身体经验、亲密关系有关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去发掘这些女性的身体经验，女性不自我表达，那这些经验就被淹没了。
在萧红之前，没有人写过女性生产时的具体痛苦。
中国古往今来那么多经典小说，但在萧红之前，没有人写过女性生产时的具体痛苦。讲到一个女性人物难产致死，就寥寥几笔，《金瓶梅》里李瓶儿生孩子不容易，作者描写了李瓶儿整个身体的样子，看那些描述也还是站在外在去简单观察。到了萧红的《生死场》，才能终于跳出男性视角，看到女人尤其底层妇女生产的具体痛苦，她们怎样用草木灰按住伤口，这些充满血污、痛苦、恐惧的具体描述特别重要，女性不自己来写这些经验的话，一代代的女性又从零开始面对这些。
并不是说从前没有过女作家，只是说这些经验太少被描绘了。相反，男性的体验被描述得太多太多，似乎谁都知道男性第一次遗精是怎样的过程。我总记得赵清阁说老舍的一句话，“中年男人是世故和自私的”。赵清阁是老舍长久的婚外女友。在我眼中，很多男作家就是以世故和自私的视角在写世情，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太单一、太传统了，他们所写的人类经验太有局限性了。
缺乏女性视角，这世界是不完整的，完全是片面的。
除了生产，还有很多关于女性的经验还没有被写。比如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很多老太太一个人生活，80多岁孤独一人，她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没有人知道。也并不是因为老人没有表达习惯或者能力，而是大家、有权力的人不关心那些问题。
我最近在看美国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的中文版。它是一本关于陕西农村妇女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生命口述史。贺萧发现，这群女性在回忆描述自己一生时，经常会以自己身体所遭受的创伤、家庭经历的核心事件来划分时间，比如说生育、结婚、大儿子出生、二儿子结婚等，但她们的丈夫，表面上是处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经常都以社会历史事件为节点。
缺乏女性视角，这世界是不完整的，完全是片面的。男权视角下的主流叙述，多少年来大家以此为参照，以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然而，事情不是这样的。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