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几家中字头券商处了解到，监管层近期已在同市场机构一起研究以CDR制度承接BATJ等优质海外上市中概股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的可能性。
全国两会期间，资本市场支持新经济和独角兽企业上市的新闻以及监管层的表态不绝于耳，其中包括了将此前优质赴海外上市的新经济龙头公司迎回国内市场。
3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几家中字头券商处了解到，监管层近期已在同市场机构一起研究以CDR【中国存托凭证，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由中国境内的存托银行发行、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以人民币交易结算、供国内投资者买卖的投资凭证，从而实现股票的异地买卖】制度承接BATJ等优质海外上市中概股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的可能性。
此前的2月28日，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360”)在上交所召开重组更名暨上市仪式，正式完成登陆A股的借壳之旅，这也被市场认为正式打破了2016年之后中概股回归A股的僵局。
“海外上市的公司如果私有化退市再回国内重组或上市，无疑是不现实的，彼时360的体量已经很大了，而BATJ这些企业私有化的难度和耗费资金远在360之上，因此目前对于龙头中概股而言，已经不是VIE架构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成本最小的情况下完成回归国内资本市场。”一位中信证券投行部的人士3月5日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流时讲道。
在这一背景下，监管层酝酿超过10年以上时间的CDR再次启动。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也坦言：“吸引创新型企业回A股上市时，需要改变监管规则，目前通过发行CDR更符合实际。”
重启论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CDR制度目前仍在研究论证阶段中。
“CDR的推出除了要考虑市场情况外，各部门的配合协调也十分关键，这并不是证监会一个部门就能单独完成的制度，包括央行、银监会等多部门都将参与其中。我认为，CDR要推出也要等到两会之后机构改革等事项确认之后，如果金融监管协调能够更进一步的话，CDR的推出或许会更快。”前述中信证券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事实上，CDR对于国内资本市场来说并不陌生，这项一直在研究中的制度已跨越了超过15个年头，其中早期国际版的方案中便有CDR的身影。
最近一次有关CDR的讨论，则来自于2016年6月21日央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报》，在该文件中，央行提出了考虑推出可转换股票存托凭证(CDR)的可能性。但时至今日，因为市场成熟度、波动性等因素的影响，CDR始终只是一项理论制度。
与此同时，CDR的反向产品也一直在推进当中，这便是D股。所谓的D股即注册在境内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发行上市股票，其发行需经过中国和德国监管机构的审核和批准，上市和交易均采用德国股票市场的相关规则。
“也就是说D股是CDR在法兰克福交易所的类似产品，针对境内A股蓝筹上市公司，尤其是制造业及具有明确国际化战略的企业，而D股的研究推进对于CDR的研究论证工作也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一位上交所相关人士表示。
三大挑战
不过，CDR制度的推出仍有三大难点：人民币目前无法自由兑换，监管分割以及管辖区法律适用问题。
首先是人民币目前尚无法自由兑换的问题。
“ADR(美国存托凭证运行)基础是ADR 和基础股票可以随时互换互通。任何一个投资者在任何时候把ADR交付存托银行，就可以按ADR转换比率换得基础股票，反之亦然。然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是封闭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这使得CDR将不与基础股票互通。这种情况下，海外证券市场和沪深证券市场是相互分割的，同种股票在境内外有可能形成同股不同价的混乱局面。这种局面很容易使得中国存托凭证成为投机炒作的工具。”一位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从事境外上市的律师3月5日接受采访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对此，3月5日，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监管层的强力背书和推动，具体而言需设计一种机制，使境内资金能够在法律强力监管的前提下，可以向境外流出。而法律方面也应当部分禁止CDR的自由双向转换。在时机成熟时，实现基础股票与存托凭证的完全转换，或设计出一种既能实现监管目的又能实现基础股票与存托凭证自由转换的可行的制度。”
其次是监管分割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CDR制度顺利推出，BATJ等龙头中概股回归采用的也是两地上市流通的形式，因此异地监管，监管分割是监管层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于CDR是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仍在境外，这就造成CDR机制下被监管主体在境外而相关上市企业的业务在内地的分割局面。对于CDR 这种金融衍生工具，我们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经验。这对我国CDR的监管提出了挑战。”前述律师讲道。
而异地监管或监管分割又引发了第三项问题，即管辖区法律适用的问题。
“由于基础股票在香港及外国市场流通，而CDR 在内地市场发行和交易，我国与其它国家在证券法律上的规定又有所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我国与它国的司法管辖权冲突及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传统的管辖理论，存托凭证中的合同纠纷仍然适用协议管辖优先的原则，如果没有成熟的安排，CDR很有可能会出现执法和监管的真空。”前述律师表示。
因此，就目前来看，CDR推出面临的几项问题解决起来都有一定难度，不过亦存有变通的空间。
“这次CDR能否推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层的决心。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该制度的推出不仅可以迎回中概股，未来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也可以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流通的股份。”3月5日，华泰证券沪上地区的一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