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至8月间，因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西藏自治区亚东县洞朗地区，中国与印度之间爆发了一场历时两个多月的严重边界对峙事件。中印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后至今，国内对印度这个国家及相关动态的关注急剧升温。
2018年1月28日下午，在由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主办的一场公开学术演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海林研究员与听众分享了他对中印关系及相关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印之间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定性印度洋，我们说它是中国整个战略里面的一个次要方向；定性印度，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印之间成不了伙伴。”
他强调：“作为一个健全的大国国民，对外我们可以要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多诉求，但同时也必须做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准备。这需要思维方式的改变。”
以下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欢迎进一步的讨论。
印度在洞朗事件后信心大增，其在南亚地区称霸的雄心反而进一步被激励。图为中国外交部2017年6月29日公布的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过中印边境进入中国领土的照片。
自去年的洞朗事件以来，国人对印度的关注急剧升温。和其他一些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不同的是，中印关系目前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时期，未来一段时间里变动会很大。以下我将基于当下的情况，对中印关系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中印关系问题和美国没什么关系
整体来说，我们中国人看印度和印度人看中国，多少是有些区别的。中国人的印度观里边，有些是事实，有些是偏见，而印度的中国观里面同样如此，但是双方偏见的点不太一样。
一直以来，中国人其实不太把印度当作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周边国家来看待，我们认为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是海上方向，中国外交的主要挑战来自于美国。国内甚至有一种主张认为，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住了，中国外交的问题就解决了，其他所有外交问题都是附属于中美关系的，所以才会有一种说法叫做“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但是，这种观点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中美关系能不能包打天下？能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外交问题？观察最近几年中国的外交实践，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是与周边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多半有美国因素，但是，它是不是中美互动导致的结果呢？肯定不全是。实际上不管中美关系是什么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有自身的逻辑和独立性，都需要我们专门进行解决。
第二，过分强调中美关系，有一个隐含的危险，那就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都不重要，所以我们只要保证中美关系不生变，其他国家跟中国的问题就都无所谓。如何保证中美关系不生变呢？那就是不管美国出什么招，我们躲着就是。而一旦你把一种东西夸大到它是所有问题前提的地步，那你自然要调动所有资源不计代价去维护它，这往往会让中国陷入被动。所以，“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没有错，但它和我们要“不计代价去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两回事儿。
观察中国外交，我们会发现，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的近十年时间里面，中国外交的环境变化其实主要是在周边地区。而从全球格局来看，自冷战结束以后，多中心的趋势特别明显，那就是地区性力量在崛起。过去我们可以说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国际秩序的掌控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所以美国的政策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第一位的。而现在我们看到，地区性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崛起，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国际关系议题。
这一点在中东表现得特别明显。中东的四个强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影响地区形势变化的能力，它们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显化。过去我们一谈到中东问题，就是美俄、美苏关系、美国和一些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到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问题其实是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的结果，域外大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掌控局势变化的。
目前，地区性力量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失序是同时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我们周边一些美国体系以外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外交行为、外交学说理念对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影响。印度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国家。
现在提起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很多人就认定这是美国在拉拢印度，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这个机制其实是印度最早提出来的，如果从拉拢的角度看，更多是印度在拉拢美国，至少是相互拉拢。我们不要低估印度的外交自主性。试问，如果没有美国因素，中国和印度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吗？长期困扰中印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边界的问题，都是中印之间的问题，和美国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说要警惕印度倒向美国，其实中印之间的问题不是印度倒向美国的结果，中印本来就有矛盾，即使印度不倒向美国，印度的政策也不会倾向中国。这是没关系的两件事。在这方面，我们对国际政治的认知、在过去多年养成的一些看待国际问题的思维定势，都需要有一个祛魅的过程。
很多结构性问题限制了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
那么，如何定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印度是中国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仍然是在海上，所谓的“四海联动”，就是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这四块的背后都是美国和中美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只要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管控危机。也就是说，中国海上方向的博弈主要是在中美之间，体现的场所就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东盟国家、朝鲜半岛、日本、台湾地区等。
而印度不在这条战略方向上，它处于次要地位，是侧翼，但在这个侧翼上，印度是主要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往往会过分强调或夸大自身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我是研究南亚的，但我必须说，印度不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次要战略方向，因为在主要战略方向之外中国还有中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我们如何定性印度洋和印度的问题。定性印度洋，我们说它是中国整个战略里面的一个次要方向；定性印度，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印之间成不了伙伴。
因为中印之间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肯定是其中之一，很多国家全部的领土也没有这么大。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唯一的，即使领土问题解决了，中印之间也不会风平浪静。双方之间更大的问题是过去二十年间两国的战略路径选择：中国希望成为对周边地区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印度同样在争夺对周边地区的主导权，而这两个国家的周边地区高度重合。
我们经常说，中印都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在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极化，因此合作空间很大。这些说法本身没有问题，但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改革建议主要是冲着美国去的，要求美国让渡部分权力；印度也想改革，但印度的诉求是要和中国实现平等，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和美国没多大关系。而在印度看来，由于中国的影响和阻挠，印度的一系列国际诉求一直得不到满足。
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问题，印度认为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都支持印度，只有中国反对。事实上，其他四国对印度的支持是部分的、有条件的，那就是支持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但不支持它拥有否决权。中国则既不支持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也不支持它拥有否决权。有人说中国为什么不仿效其他四国的做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中国要考虑到巴基斯坦等南亚中小国家的感受。另一个矛盾是，中国不允许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中国的理由是印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签署国。
也就是说，印度寻求的大部分国际地位和利益都需要从中国这儿争取，而我们受制于自身所处的地缘形势，给不了。所以，双方在国际秩序改革问题上谈不到一块去。
另外，中印对地区秩序的理解也不同。中国外交是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因此也不承认印度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而在印度人看来，印度洋周边就是印度的，因此印度陆军总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能直言不讳地说“不允许邻国漂离印度”。我们说尊重印度的大国地位，但在印度看来，中国不经协商就把中巴经济走廊、环孟加拉湾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都纳入“一带一路”的范围，这就是对印度的不尊重。
第三个问题和商业有关。国内商界人士总认为，印度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市场巨大，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我们的经验来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们认为印度人也应该这么想。但问题是，“以市场换技术”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技术至少落后别人二十年，巨大的技术差之下，别人觉得即使技术被你获得也没什么。但中印之间的情况不是这样。印度认为中印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一旦为中国企业打开市场大门，印度企业就没有自己的成长空间了。
在这方面，印度的认识其实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在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1932—）2004到2014年间当总理的时候，印度主要致力于发展服务业，想要成为“世界办公室”。莫迪2014年5月上台后开始重视制造业，要发展“印度制造”，把自己的市场留给自己的工业化，只希望中国企业去修桥铺路，搞基础设施，但在开放市场方面就很谨慎。
因此，在战略层面，印度和美国是有共同利益的，策应美国去和中国博弈是印度的理性选择，并不是为了对抗中国的负气之举；在地区层面，印度是有文化自信的，这是它对周边国家强势的心理基础。而中印之间既没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双方之间缺乏真正的战略合作基础。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大力争取和拉拢印度，越争取越会给印度一种自己很重要的错觉，从而加倍和中国对着干。2012年黄岩岛事件出现之前的中菲关系就是前车之鉴。
印度在洞朗事件后信心大增
当然，在洞朗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印双方也是没有战略合作基础的，但那个阶段双方管控住了边境冲突，其中主要原因是两国都没有把对方当作战略重点国。
印度当时的战略重点是国内问题，还没有成长到有信心参与国际事务。但莫迪上台后，印度国内经济改革非常顺利，西方国家对印度也是鼓励和赞赏有加，这大大提升了印度自上而下的自信心。莫迪上台之初中国领导人几次访问印度，给印度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印度对中国非常重要，因此双方之间的问题有望在短期里得到一揽子解决。但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双方对两国关系的期待出现了偏差。
因此2015年莫迪访问中国后，中印关系开始迅速下滑。其后，印度不断向中国抛出各种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积极回应，这就为2017年的洞朗事件埋下了伏笔。
中国也意识到印度的失望，但没有想到印度会真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但事实证明，印度敢这么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措手不及的情况，不是因为中国怕印度，而是因为印度不是中国的优先战略方向，中国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浪费精力，因此没有意愿和印度发生冲突。
最终，洞朗对峙以保持现状而告以段落，中国在洞朗地区的现实利益没有受损。但是，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严重受损，南亚国家对中国未来能否继续在这一地区保持存在也产生了疑虑，未来中国在这一地区推行政策的成本在增加。而印度在洞朗事件后则信心大增，一方面加大了与中国对抗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打压南亚其他国家，在南亚地区称霸的雄心反而进一步被激励。
现在，中印双方管控危机的意愿大大下降，对此次对峙的解读也很不相同。中国认为我们成功管控了局势，没有让它发展成冲突；印度则认为自己达到了战术目的，挤压挑战中国取得了效果。双方的认识无法统一，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总体而言，“印度是中国次要战略上的主要挑战”，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做法不当，可能会使印度成为次要战略上的主要威胁，甚至变成全局性的主要威胁。要避免这种情况，关键是中国要清晰定义印度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对印度的定位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印度可以合作，另一方面又认为印度很麻烦，定位的不清晰会导致政策的不连贯和摇摆。
中国需要思维方式的改变
印度是一个地区强国，这类国家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如何处理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的表述中着墨不多。我们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没有给地区强国以相对清晰的定位。但我们观察国际局势就会发现，无论是印度还是沙特、土耳其，这类地区强国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内外都面临着下一步该往哪走的问题。在外交上，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实力不足，所以必须韬光养晦，等实力上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很快我们发现，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必须有手段和能力。多年来，我们主要靠经济上的让利来解决外交问题，强调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但现在这种做法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而伴随中国的崛起，此前可以回避的很多问题和责任已经无从回避，解决这些问题，最需要的不是能力和实力，而是直面困难、承担成本的决心，以及贯彻自身战略、碾压对手的意志力。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自我认知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认知之间可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两者是一回事。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因为实力不足而韬光养晦，自身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实现。近年来，伴随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势，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国际规则上看，率先改变行为模式的国家要承担责任。这和行为本身的合理性、有没有历史依据无关，我们不能指望别人都会对中国的改变很支持。
事实上，你一旦这样做，就会发现一定有人反对你，不可能一路欢歌，这时你对后果有没有充分的计量？出了问题，关键时候你能不能顶得住？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即便别人反对也要这么做，代价我愿意承担？
这些问题不仅政府需要考虑，老百姓也需要考虑。很多人在网络上喊打喊杀，声称在某些问题上不惜一战，但是否考虑过代价？如果这个代价持续数年的话，你是否能做到毫无怨言？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是，希望政府教训某某国家或某某势力，但我的快递、我的海淘不能受影响。这不是一种成熟的思维方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老百姓和普京共同承受了国际制裁的后果。
作为一个健全的大国国民，对外我们可以要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多诉求，但同时也必须做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准备。这需要思维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