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外部军事介入的政治悖论
徐勇凌
世界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在中东叙利亚，大国火拼箭在弦上;在东亚，美国遏制中国动作频频，台湾旅游法、对朝鲜的战争喧嚣都已经突破了美国亚洲战略的道德和法理底线，中美博弈的显性特征正日益明晰。
西方在对俄与对华外交战略上的彼此协调似乎预示着其未来的行动走向：西方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战略版图，他们要在倾斜的天平之上再踏上一只脚，让“答案”提前到来。
这样的判断绝非我的胡思乱想，你听，冬奥会和平的欢歌余音尤在，美国半岛军演的大幕已经掀开；你看，叙利亚恐怖势力垂死挣扎之际，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和西方却利用所谓人道主义借口，对俄罗斯的反恐行动进行阻挠。
有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些将对区域乃至全球军事战略发生重大影响的“大事件”的真正操控者是美国。然而，这还不是亚洲战略动向的核心秘密，在我看来突如其来的、日益加剧的亚洲乃至全球的外部军事介入，或许酝酿着一场新的战争，就像我在题为《打破均衡》文章的开头所预言的：能量慢慢堆积，均衡终将打破。
不出我们所料，这些重大军事行动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借口，而借口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早早就被妖魔化的对手，萨德系统是“邪恶朝鲜”，北约峰会是“虎视眈眈的俄罗斯”，而南海仲裁案是“亚洲威胁制造者——中国”。
暂且不议论别国，翻开中国近代史册，从1840年开始的几次针对中国入侵，无不被屠杀者冠以正义的借口，两次鸦片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略，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两次东亚战争，都是侵略者在借着正义的名义发动的。
其实，我们无需多费口舌对侵略者的罪恶进行鞭笞，我们只需从战略与政治的角度，搞清楚域外军事介入的根本规律和惨痛后果，就会明确我们要避免灾难再次发生应该拿出什么样的行动。此外，我们有必要在战略价值层面，揭示侵略者的政治悖论，并因此团结最广泛的区域和国际战略同盟，为亚洲免遭再次涂炭做出我们应有的抗争。
力量强大的必然结果，一定是趋向于将自身的影响力与利益范围向外延伸，这是几千年人类文明亘古不变的规律。这种与动物界领地拓展相似的人类战略行为，必然会引发血腥的屠杀。对于这一战略规律如果仅用道德的思维进行批判，显然是选错了坐标。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版图之上，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战略的多重坐标犬牙交错，文明的发展与博弈是立体的，我们不可能仅用一个社会道德坐标就对宏阔的历史打上价值的标签，我们要追问的是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又由谁来主宰！？
剥开价值的迷雾，我们清晰地看见，一片落后的文明区域，总会成为强大者觊觎的对象，力量的悬殊终将会令战略的天平倾斜，一场征服与反征服的搏杀必将上演。
然而，如果人类社会只有丛林法则，人类文明早就因为野蛮与罪恶而消亡了。在战略之上依然还有神明，这个神明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人类向善的力量，那就是由远古东方哲人所揭示的“和”的力量。
20世纪以来的亚洲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残酷的内部博弈和更为惨烈的外部搏杀，没有令亚洲文明崩溃，正义的力量总会在最危机的境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将打破的均衡重新弥合，在和平的天空下重新修补破碎的山河，并在经济规律的驱动下积蓄更加雄厚的力量，让文明重归和平发展的轨道。
在和平的今天我们不会忘记：是八国联军侵华开启了中国新世纪苍凉的帷幕；是列强重新洗牌的罪恶游戏，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中国重新分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将亚洲这片贫瘠的土地再次血洗；是虎视眈眈的超级帝国，想要用魔爪扼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
如果我们只会继续孱弱的哀嚎，如果我们不能用稚嫩的臂膀护佑我们的身躯，如果我们不会用正义的力量团结起爱好和平的同盟，等待中国和亚洲的只有永无休止的衰败甚至灭亡。
回顾一百多年来亚洲如火如荼的崛起之路，如果我们只能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这样朴素的真理或许还不够，因为这样的反思只是一种充满局限的内省，我们必须有更为开阔的战略思维，认真解读亚洲乃至世界战略大变迁的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险象环生的当今世界，谋得与亚洲乃至全球共命运的发展机遇。
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有些人依然躺在二战战后国际地缘政治遗产的“席梦思”上，做着一厢情愿的大国崛起之梦。要知道，狼没有走，而且正在张开血盆大口，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当屠杀真的到来等待我们的只有灭顶之灾。
该如何解读二战后的全球战略遗产呢？首先冷战的结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战略大环境——那就是几千年来和平第一次成为常态，尽管这种和平相当脆弱。二战以后，历史上那种说动手就动手的纯粹野蛮的屠杀渐渐式微，每一次区域战争总会被冠以正义的借口；另一方面，由于域外军事力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重大影响，二战结束后亚洲外部军事残留根深蒂固。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亚洲外部军事存在的最主要力量，也因此成为影响战后亚洲战略格局的最核心要素。
上述判断是亚洲战略坐标所展示的画面，而在另外一些坐标，比如科技与社会文明坐标上，战后的亚洲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五六十年代东亚的经济奇迹，紧随其后的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具有后发优势的印度的急起直追。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我们发现：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彻底衰败的亚洲，终于在21世纪否极泰来，重新站上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亚洲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再次崛起了，它的自身力量的增长不可小觑，其中包括军事战略力量。此时，外部力量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终于凸显出来，我们不得不来重新审视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显然这一合法性是不存在的，就像1980年，当俄国人的铁蹄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美国人是怎样声嘶力竭地宣告俄罗斯人侵略的罪恶性。显然美国人是有战略价值判断的，而且他们也是这样一步步地行动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人退出了印度支那；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美建交，美国人退出了中国台湾；上世纪90年代盘踞在菲律宾100年的美国终于撤出了它的军事基地。这种以美国军事退出为主要标志的亚洲战略格局的变化，既是亚洲崛起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对于战后大趋势判断的必然选择。
如今，美国人已经把“域外军事介入”作为一种政治悖论，对其战略对手进行价值声讨，在乌克兰，在叙利亚，甚至在南中国海，美国人总是挥舞道德审判的大棒，对其战略对手进行遏制与打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军事力量今天依然耀武扬威地驻扎在日韩两个东亚经济大国的土地上，其目的自然是维持其在亚洲的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但美国人显然不能直白地如此表达，他们唯一的法律依据就是二战结束所产生的相关法律，但这些法律依然不能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提供哪怕一丝丝的借口。
毫无疑问，美国正是借助于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对亚洲政治战略施加日益浓重的战略影响力，问题是这份影响力对亚洲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21世纪初，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力量发出了“请美国人退出”的呼声，美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然而，朝鲜半岛危机的逐步升级，不仅终止了日益明朗的朝鲜统一部步伐，还为美国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朝鲜半岛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谁，这样的疑问一时难以判断，然而我们只要分析危机的最大获利者是谁，一切都昭然若揭了。
美国人不愿意离开亚洲，尽管亚洲的崛起和力量的增长，已经令美国赖在亚洲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尽管从政治逻辑分析，一个具有超强经济实力的大陆，被域外军事力量捆绑是难以想象的，但美国还是利用亚洲历史遗存的政治矛盾，继续扮演军事战略调停者的角色，在东亚、在台湾海峡、在南中国海，用其频繁的军事动作阻碍亚洲的重新弥合。一言以蔽之：美国是亚洲动荡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用充满狡辩的政治策略，把中国威胁论的大帽扣在热爱和平的中国头上。
由于美国人的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亚洲这片蓬勃崛起的大陆充满着巨大的变数和危机，也由于美国的存在亚洲的和发展随时可能终结，而由此引发的全球危机很可能成为全球性灾难的开始。人类已经远离大战70年了，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膨胀，下一场战争的杀伤力将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
对亚洲未来的判断任何理论与借口都难以自圆其说，美国精心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没有案例支撑。反倒是美国用一次次的外部军事干预，制造了今天辐射中东、北非乃至整个欧洲的大动荡，冲突和流血正在上演，政变与权力更迭令人目不暇接。美国是世界动荡的始作俑者，这种动荡的核心驱动是美国作为区域外大国的持续不断的军事干预。
与欧洲现实的灾难一样，亚洲潜在的忧患令人触目惊心，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日益加剧的军事力量介入，正一步步地将和平的亚洲拖入战争的边缘。亚洲已经到了做出选择的历史关头，为了和平，亚洲必须团结起来，对充满政治悖论的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介入，说：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