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沈逸
2018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年度的安全会议，由英国前防卫大臣布朗领衔的四人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认为应该聚焦核安全风险，围绕如何降低和消除核风险，展开相关的工作。从相关提案中能够感知到提案人浓重的安全焦虑，但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安全态势发展的实际，必须指出，对核风险的担忧不宜被过度的安全焦虑支配，也不应该被其他与认知以及客观因素相关的力量过度扭曲。
跨大西洋建制派的安全焦虑
四人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列举了四项主要议题：重申核战争没有赢家、永远不可发动；维护和扩大现有的军备控制安排；推动严格遵守伊核协议；确认网络改变了核风险。从这四项议题来看，至少有三项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美国，而非相关文本频繁指涉的俄罗斯、非国家行为体等外部来源。与其说这是一份核风险报告，不如说这是一份跨大西洋建制派战略与安全的精英们，表达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对现有世界安全造成冲击和风险的报告（以下简称该报告为“布朗报告”，报告中译版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5259）。
在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特朗普及其安全团队的相关决策——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核态势报告，以及核武器现代化计划等——当然需要对“布朗报告”中所体现的焦虑的提升承担必要的责任。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布朗报告”指出的安全焦虑也不是特朗普一年执政就能够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报告的出台，应该成为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对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系统性的决策失误与错误行动进行阶段性反思的信号，而不是找一个或者若干个短期的替罪羊，进行外部归因，开脱责任，乃至服务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政治需要。
网络袭击加剧核风险？
回到核风险的问题上，“布朗报告”指出：“网络提高了事故、误算或失策的概率，进而改变了核风险。国家或非国家行动方有可能发动网络袭击导致核材料被盗、核设施遭破坏、导弹袭击假预警乃至核指挥控制系统遭入侵，让这些风险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安全机制确实存在相应的问题，因为这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但是这种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尤其是网络带来的核风险，不应该被过度主观地解释，否则会滑向神秘主义乃至反智的阴谋论的错误框架，而这才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并产生严重的安全风险。
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包括民用核设施在内的广泛领域。但在实践中，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关键基础，包括核电站运行所需的工业控制系统，其防御能力还没有被实质性攻破的先例。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被列为主要威胁来源的恐怖主义组织，要掌握并实施这种级别的攻击，仍然具有相当实质性的距离。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讨论来看，对恐怖分子简单敲击键盘就能实施攻击的担忧始终存在，但这种情况一直未变成现实。通过有效的防御设置，预防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相应的攻击能力，保障安全，仍然是可行和现实的。
至于国家行为体，一如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所证明，决定性的因素从来都不是技术因素和技术手段，更多的是国家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稳健的行为规范，并将其发展成为被共同接受的国际机制。一般来说，这种机制应该客观反映力量对比，尊重主要行为体的核心利益，并能够带来可见的正面的外部效应。
现在的问题是，受媒体能力和全球舆论场话语权非对称分布的影响，真正导致体系走向动荡的原因——力量优势国家过度滥用自身力量优势的问题——被忽视、漠视或者无视了；而自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得到正确对待的新兴国家在谋求运用自身力量获取合理收益时，其行为则被系统建构成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这种情况必然是无法长期稳定持续下去的，特朗普上台，无非是让这些问题更快地暴露出来而已。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仍然基于单边主义和自我中心，坚持向外归因，这导致了积累起来的安全焦虑只能以非正确的方式进行宣泄和表达，并导致更加复杂的局面。
核风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传播效果，但真正要解决问题，西方国家必须认真理解当今国际体系对总体安全的真实需求，并真正回到由人民的需求而非资本或利益集团的需求驱动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认清现实，并提出有助于问题实质性解决的建设性的建议，而非持续徘徊和逗留在呼喊空洞口号的轨道上。（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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