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威胁论”为何成华盛顿“心魔”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胡泽曦] 编者按：2月以来，美国国会的听证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其中，国防部长马蒂斯介绍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审议报告》、情报界大佬分析全球风险等听证会引起华盛顿战略外交界的特别关注。在这些场合，中国无一例外成为高频词，而加在前面的限定语都是“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日渐兴起的“战略竞争论”是当下西方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背景。作为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吹起的风向经常会成为德国、澳大利亚等“小兄弟”追逐的潮流。“战略竞争论”显示美国以竞争定义整体国际格局，同时也暗含了一个令西方无可奈何的现实——美国的相对实力与影响力正在下降，而这也是他们要“警惕中国”的根源所在。因此，探讨西方世界最近一段时间的“对华舆论攻势”，美国因素不可忽视。本文为《环球时报》深度报道解读新“中国威胁论”下篇——从美国视角看新“中国威胁论”。
“战略竞争”成华盛顿热词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年初到访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纽约时报》从中看到的是“同中国的竞争”。文章称，“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关键地位如今正面临着危险，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已经减少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欧美市场的长期依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在华盛顿已成常态。然而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当前这一轮“中国战略竞争论”与以往有诸多不同之处。如《纽约时报》上述报道，从长期性、战略性方面审视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热门视角，对发展模式和经济实力较量的重视也上升了一个层次。“中国方式能否赢得未来”“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国正在逼近美国，我们对此在做什么”……近来华盛顿一系列智库活动的主题，恰是这种转向的一种写照。
美国对华竞争心态为何出现明显上升？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安全问题分析师史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首先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迫切希望表明，他们与其前任不同。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过于强调“安抚”了。史文认为，特朗普政府2018新年前后相继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3份重磅安全政策文件建立了一个新基调，“如果不打折扣地实施，将彻底改变过去40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在起作用。荣鼎集团创始合伙人丹尼尔·罗森在题为《“后接触时代”的美中关系？》的报告中分析中美关系特征时表示，美国现在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其中，经济竞争占据核心位置。而且，中国不再对自身体系保持以往的模糊性，正积极强调自己的不同。史文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目前美国政府内部有一股相当大且不断增强的力量认为，中国在能力与意图两个方面正以一种“对手”的方式行事。
中美合作的天然支持者正悄然转向？
来自政治领域的干扰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碰壁，华为与威瑞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发售新手机计划遭遇政治阻力，美国商务部建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近期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无不让人感到“寒意阵阵”。
特朗普政府去年底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文件对经济问题的重视被认为是一大“亮点”。报告强调，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当时，有白宫高级官员对《环球时报》记者明确表示，美国将就外国企业投资科技产业加强审查力度，此外，一个国家对美国企业的开放程度，将对该国投资美国时面对的政策产生影响。
今后，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难度可能继续加大。美国国会正在推动通过《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作用。该法案的主要支持者、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康宁此前表态时公开以中国为靶子，称中国通过收购美国企业的方式削弱了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
政治风向变化之外，中美合作的天然支持者——长期从中获益的美国商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史文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中经济合作正出现一种复杂情景：美国企业仍在中国赚钱，很多美国人也依旧从对华贸易中受益，但在美国很多重要领域，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人士，与中国开展合作确实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美国商界希望获得更多互惠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查尔斯·弗里曼三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的产业政策正把中国企业带入更多与美国产生直接竞争的领域，美国企业界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美中合作的天然支持者。
“锐实力”提法背后的心态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有关对华竞争的言论尚留有一丝委婉，那么，美国战略界和媒体当下正不断炒作的所谓“锐实力”则是将对抗心态表露得赤裸裸。
去年12月，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锐实力：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首次提出“锐实力”概念，指责中国、俄罗斯“通过操纵或歪曲信息来影响目标受众”。随后，美国媒体迅速跟进，掀起一股对华舆论攻击，拿孔子学院、中国媒体在海外拓展影响力、中国政府推动人文交流、中国智库赴美开展交流等说事。在近日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甚至称，美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中国“教授、科研人员、学生”，这些或许可以称为“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的中国学者有可能正秘密地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美国需对此构筑一道社会防线。
此轮舆论风潮甚至出现“定点打击”的苗头。例如，《华盛顿邮报》专门报道蒙大拿州联邦参议员戴安斯此前会见中国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一事，影射戴安斯此举同中国答应与蒙大拿签署牛肉出口协议有关。《外交政策》发表文章点名批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称该机构没有披露其研究项目接受中国官方背景资金一事。
有分析认为，这一轮对中国“锐实力”的炒作是部分美国人“对抗中国”心理走向极端的反映。有美国学者提醒说，该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排外风潮，当前媒体的指责显露出了政治打击的苗头，这将对美国人开展同中国的正常交往造成较大心理压力。史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锐实力”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种夸张。“要求有关行为的透明性、正视中国的影响力，的确非常重要，但不应该出现这样一种环境——任何接触都被认为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有害的、阴险的、类似于麦卡锡主义的现象，它基于对事实的扭曲和捕风捉影，而不是事实本身。”
“美国最终将向现实低头”
不久前，有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内部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总统期间也曾提出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同时批评克林顿将中国称为“战略伙伴”。上任后不久，他发现这种贴标签的做法行不通。数年后，小布什再次被问及如何定义美中关系时回答：“这是一对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分析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论”的前景时，不少专家认为，现实最终将改变这种对中美关系“简单化、卡通化、单维度的描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强硬言辞很难真正转化为政策。
在上文提到的《“后接触时代”的美中关系？》报告就强调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在安全方面，我们必须在朝核问题上展开合作；在环境方面，我们必须就防治水与空气污染进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就更不用说了；在政治领域，多数国家抗拒出现美中政治模式之争；在经济领域，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机会可能（因美中对抗）被置于风险之中。”
史文对记者分析说，美国政府目前对华政策的阐述基于一系列“有问题的假设”。首先，假设中国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对手、注定要颠覆国际秩序，而针对这一点并没有事实根据。其次，假设美国的亚洲盟友支持非常具对抗性的对华战略，这同样有问题，尽管这些亚洲盟友或许希望美国介入地区事务，但它们并不希望看到零和竞争，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第三，假设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大幅增加军事存在能震慑中国。史文认为，从整体经济增长看，大幅提升军费不现实，而且此举落实后也很难达到预想效果，只会导致美中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缩小对话与合作的空间，扩大误判乃至严重冲突的空间。
美国采取相关行动将在中国引发反制措施，也是学者不看好对抗性对华政策的原因所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对《环球时报》表示，一旦真的落实更具对抗性战略，美国政府将很快发现，这损害了美国利益。这种损害可能出现在贸易争端和投资两个领域。“美国政府最终将向现实低头，因为一旦美国企业的利益被损害了，对政府的压力必将导致其重新思考战略问题。”芮效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