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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乐的鸡汤治愈我了么?一个躁郁症患者的独白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2-26  来源:新格网  作者:新格网  浏览次数:904  【去百度看看】
核心提示:昨天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奇葩大会》上刘可乐关于躁郁症的分享走红,一件是已故导演胡迁作品《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获奖。

原标题:刘可乐的鸡汤治愈我了么?一个躁郁症患者的独白

昨天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奇葩大会》上刘可乐关于躁郁症的分享走红,一件是已故导演胡迁作品《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获奖。

刘可乐在奇葩大会上

如果要说这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有什么联系,那就是抑郁情绪,胡迁生前所描述的身体及精神状态与抑郁症非常相似,根据《柳叶刀》在2002年时的研究,在中国,抑郁是自杀的最大成因。刘可乐为观众“科普”了躁郁症,但这“科普”得有点戏剧效果——就算在抑郁期,也不至于每天都想自杀,而且躁郁症的表现也不是真的无间断地“躁”和“郁”切换,其中个体差异很大。

当分享到了最后阶段,小编忍不住想起了这张图:

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你给了一个"five"

几乎可以肯定,刘可乐的分享不是给真正有躁郁症的人听的,而是给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打鸡血的。里面说到“躁郁症是一种标签”,又说不要忘记自己的力量,听上来是很鸡血,但问题是对于一个正处于抑郁期的人来说,这些鸡血有用吗?

事实上,真正的标签不是“躁郁症”本身,而是贴在“躁郁症”上面的“有病”、“发神经”、“好可怕”等等充满歧视的评价。其实,躁郁症患者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更容易被误解,TA们需要的是尊重、理解和包容差异,人与人相处不也本应如此?听完刘可乐的故事,小编觉得让她好起来的不是她发掘了自己内心的力量,而是找到了合适自己的医生和支持自己的男友。

下面分享一篇躁郁症高校学生的自述文,透过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来与大家分享,到底躁郁症患者真实的需求在哪里,作为TA们的同学、朋友、家人应该如何和躁郁症患者相处?

请你听一听:我和我的躁郁症

作者| 卢梓淇

刚好,我也是一个患有躁郁症的人,直到现在都不能说已经痊愈了。每天我都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当TA们知道我的这一情况后,会有各种回应:

有的人是希望能帮助我,有的人是希望我能少为他们添麻烦,有的人则用所谓的“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着我。

无论是哪一类人,都有一些举动让我感到不舒服,对我造成冒犯,让我感受到不必要的压力,甚至恶化我的病情。这篇文章,我想来谈谈,在我这个躁郁症患者的眼中,什么样的举动是让我感到舒服的。

帮助的前提是尊重与理解

那些想要帮助我的人,往往对我的伤害是最深的。

TA们在并没有真正了解我的情况,擅自给出TA们认为可行的建议,并且希望我能在听了建议后立刻付诸行动,切切实实地“改善”病情。我的很多同学就属于这一类人。TA们给出的建议往往五花八门,有看韩剧,有放纵吃喝。

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例子,是我的现任班长。可能是出于班长所承担的关心班集体成员身体状况的责任吧,TA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看在TA貌似诚恳的份儿上,就具体说了些我面临的困难:我会无缘无故地失眠、食欲下降,而且对周遭事物提不起兴趣。


TA给出的建议特别有意思,TA认为我面对的困难太多,不要想着一下子全部解决,而应该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比如,我食欲莫名下降,我就只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睡眠不好,我就早点入睡,放空思绪。

我还没来得及询问TA事先是否了解过躁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TA又接着说我需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尤其是多晒太阳,这是TA的妈妈告诉TA的妙宗。在这场谈话中,我的态度从愿意交流,慢慢地就转变成防御、抵抗,甚至不耐烦,只想着快点结束。哪怕TA给的建议是真正有效的,我也不会再听得进去了。

与之相反的,是我的一个辅修应用心理学的同学。TA给的建议其实和那位班长所说的“多运动、多晒太阳”别无二致,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她在给了建议之后,补充了一点:“其实也没什么,不是想给你什么建议之类的,就是想关心一下你。如果觉得没什么用可以不用管哈哈~”

有了那位班长的经历,再加上那会儿我心情特别不好,这段谈话开始之前我已经有了明显的防御姿态了。但TA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反而舒畅了许多。

TA并没有想要硬塞给我什么东西,与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平等的姿态来对话。至少,TA明确地给了我选择不采纳其建议的权利, TA甚至表明了自己不是来给建议的。这种对话的方式,一下子就让我舒服了很多,哪怕我还没有采纳TA的“建议”,都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病情的改善。

当你想要帮助躁郁症患者时,最好是先了解躁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释放善意在别人那儿或许有用,但在躁郁症患者身上,如果不和平等尊重的姿态相结合,那往往就事与愿违了。

袖手旁观,就选择了墙

希望我能少为TA们添麻烦的人当中,最典型的人恐怕就是我爸爸了。

我出自单亲家庭,成年之前我的抚养权归我妈。但他俩离婚之后,也不能说是老死不相往来,很多时候出于孩子的联结,还是有不少来往。我奶奶则特别关心我,认为我是家族里难得培养出来的一个文化人,她对我算得上是寄予厚望。

我第一次发病是2014年的时候,那会儿奶奶十分关心我的情况,屡屡来我家探望。而我爸作为其儿子,貌似应该履行接送母亲往返的义务,再加上已经来到我家楼下,所以也会“形式地”上来我家问候两句。那年我的病情好转得比较快,奶奶需要来我家探视的次数也算不上多,因而他也就基本都跟着来了。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到了2016年11月,我第二次发病,而且比上一次持续时间长,病情更严重,我却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奶奶倒是常来,不过听她每次来的口吻,她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有人接送,有时候是自己坐公交车来我家和我说几句话的。偶尔是我爸接送,他也没有上来我家坐坐,问问我的情况,稍稍关心几句。

我想,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希望我能少为他添麻烦了吧?莫名其妙的情绪病拖着总不见好,自己老妈老是要看望和自己已经没多大关系的孙子,害得自己老是要接送。

当然了,我也没多把他当回事儿,只是看着奶奶如此,我不得不埋怨自己让老人家受累,却也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既是没有办法想让病情好转就好转,也是没有办法安排奶奶的往返接送,更是没有办法抵抗原生家庭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包括对病情的影响。

“抑郁症者‘出柜’”漫画,图片来源:BUZZFEED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在墙和鸡蛋之间,如果你选择了袖手旁观,你就已经选择了墙。其实在情感障碍这件事情上,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因情感障碍身陷囹圄,自己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要以为你这种行为对方看不到,也不要以为这对TA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联系总是普遍存在的。

世俗的标准,不都适用于TA们

更多的人是用所谓的“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着我,这自然让我十分苦恼。

躁郁症的特点是躁狂与抑郁并存,而我的情况是轻度的躁狂再加上明显的抑郁。明显的抑郁是很容易被感知、发现并诊断出来的,但轻度的躁狂更多时候会被患者和周边的人理解为“正常”状态甚至是“兴奋”状态。

这就很容易造成人们对躁郁症患者的误解。在我的大学里,老师在评估学生们平时成绩时很喜欢采用课堂展示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Presentation,简称Pre。

一个Pre往往会有一到两个主讲人,小组分工的时候再怎么进行严密、细致的分工,最后这个Pre的呈现效果好不好,责任都在主讲人身上。所以,在小组分工的时候,大家都对主讲人唯恐避之不及。

上学期一节电影艺术赏析课,同样需要小组展示。轮到我们那组的那一周,我之前几周一直病着,好不容易撑着去上几节课。在某节课上,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就在课上睡着了。但当我隐约听到课堂上谈论着我所感兴趣的性/别议题时,我立刻精神抖擞,举手向老师示意发言,在课堂上运用我所读到的性/别理论阐述情景案例,可以说是口若悬河了。

然而正是我的这一举动,让我的组员们不相信我不能够在几天后的电影课上做Pre的主讲人。TA们对我进行了各种隐/显性攻击,“你能够在别的课上口若悬河,在小组作业上就推卸责任,你难道不是只为个人利益着想吗?”;“你能够这么口若悬河,你好意思说你抑郁?你只是装出来的吧?”诸如此类的言论最终将我逼上梁山,而组员中的某些人,最后也因此与我交恶。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与之相反的,则是我这学期另外一个小组里的成员。这次的小组作业是要拍一个视频,我原本是要负责后期剪辑。但组员分工敲定不久,我的病情就恶化了,超过两个星期没有回学校上课,也没有和组员们联系。

后来我的情况稍有好转后,我陆续得知TA们已经把视频拍好了,甚至已经规划好要怎么剪辑,原本应该由我承担的剪辑工作已经分配给其他组员了。我挺不好意思的,虽说我看上去是有着正当理由而不参加小组合作,但到底我还是拖累了别人,这也会给我造成心理压力。

组长和我沟通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案,竟完美地解决了这一事情下的诸多矛盾:TA很体谅我的状况,因此免除了我在这一次小组作业中所需要承担的工作。而有另一个小组作业,是其他组员不太感兴趣,而我很感兴趣,同时又是在大约两个月之后才需要上交成果的,TA希望能由我来负责。

TA的这种做法一来让现在的我能够好好休养,二来能够让我承担起应当的义务,三来能让我发挥专长,四来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所能承担的特殊任务,实在是一石四鸟。和上学期的那个小组相比,这位组长与躁郁症患者的相处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世俗的“负责任”、“有始有终”、“一诺千金”的标准,在我身上并不能一直适用。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是我的病情导致了我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漠视TA人感受,不愿意与TA人联系,忽然人间蒸发。

我这么做,不仅仅会对TA人造成困扰,也会对我自身产生压力。所以可以的话,请不要用世俗的、“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我,那对我来说有时候是苛刻的。

最亲近的人,也可以是致命毒药

最后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那就是我妈。

关于我妈、我和我的躁郁症,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和反思了。我就选其中的几个特别经典的,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躁郁症患者身边最亲近的人,就一定是TA们避风港。

“精神病”在华语语境里很多时候和“神经病”没什么两样。在我的家乡,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所医院被建在了远离市区的地方,和癌症专科医院相靠。那时候人们认为癌症能够传染,癌症的死亡率又很高,所以就把癌症专科医院建在了如此偏僻的地方。这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

我妈在那个年代长大,受那些观念影响,认为那所精神病专科医院里的病人都是疯癫无状,流着口水,浑身脏兮兮的,衣衫不整,活脱脱一个发了疯的祥林嫂。

正因如此,她十分拒绝将我视作一个“病人”,尤其是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在她的眼里,一个考上了大学,品行优秀的儿子,怎么可能是发疯的祥林嫂呢?包括看病的时候也是如此。

她从来不带我去那所医院看病,只带我去家乡另一间三甲医院里的“心理咨询门诊”看病,因为这会让她觉得好受一些。这倒是其次,关键一点是,每逢我在大街上和她谈及我的病情、用药等等涉及到我这一精神障碍的话题时,她总是要求我立马住嘴。她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个病,因为她觉得“别人不理解”。

另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就更深了。她自己其实也有过抑郁症病史,但她只吃了三个月左右的药,后来停药后慢慢地就痊愈了。因此她觉得药物其实对病情恢复没多大作用。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我2014年第一次发病那会儿,看了医生之后,医生开了一个星期的药。我吃了两天,我妈看我吃了药后虽然睡眠有了大幅的改善,但目光呆滞,觉得这些药效力太强了,再加上她本来就不相信药物的作用,就决定停药,不再复诊了。当时正处于病情严重的状况,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是没办法改变她的这一决定的。虽然后来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算是缓过来了,但16年11月的复发,很可能就是因为14年那会儿我的病情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造成的。

可以这么说,这半年我和我妈曾因为很多类似的事情吵过无数次,而很明显吵架也是于病情无益的。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我到底是在和这个病本身作斗争,还是和我妈的一些自作主张、先入为主的观念作斗争?我妈可以说是十分爱我的,但她真的帮到了我了吗?


 

关于抑郁症的漫画,图片来源:网络

其实和躁郁症患者相处,与和其他别的人相处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躁郁症患者自身的特殊情况,注定了TA们更容易被误解。

其实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充斥着大量的误解呢?消除误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静下心来,走进对方的世界,用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曾经熟悉的世界。

 
关键词: 躁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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