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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二细三刚性”是目前国标最明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教学的自主权，也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降低自主空间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创新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你是来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本书的吧？这几天的电话都是来打听（这本书）的……”电话的一头，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1月30日，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此次发布的国标涵盖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涉及到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点。
据称，这是我国政府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适逢寒假，不少关心开学后专业建设的教师，争相向高教社打听出版情况。而事实上，早于这些询问，国标的出台与否就在高教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议。其中，不乏有这样一个疑问——国标的制定，是否会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
“种瓜得豆”的概率下降
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文明用两颗智子锁死了地球科技的进步。人类想要在科技上有质的进步，必须通过粒子加速器研究微观粒子结构，而智子的出现扰乱了对微观粒子的研究结果，从而从根本上阻滞了技术的进步。
据悉，国标的出台是为了规范基本的本科专业教学行为，是兜底标准。后期还将陆续出台合格标准、卓越标准，共三级认证。然而，客观上是否会影响到其宣称的“保底不封顶”，尤其是“不封顶”，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一多二细三刚性”是目前国标最明显的问题——多，涉及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从前有大类要求，现在进一步到专业；细，要求具体细致，因而易使得某些学校某些方面难以企及；刚性，要求高校必须执行，否则会影响专业开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教学的自主权，也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降低自主空间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创新的可能性”。
尤其是文科人才的产生，当中充满了诸多变数，对此，储朝晖深有感触。学物理出身的他年轻时很羡慕教育学专业的同学，但如今回过头来看，当初只学教育学的同学解决问题、对问题的判断已难以跟上时代，反而学物理让他在教育领域不断有新的灵感。“国标将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年教育学专业学生遇到的问题。”
在他看来，人才特别是文科人才的成长，第一要素是自主性，即主动确定自己成长的发展方向，高校只是为其提供条件。
这并不是个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举例，实际上，弃医从文的冯唐、外文系出身最后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终身名誉副主席、中国警察协会副主席”的朱恩涛等皆是如此。“创新人才的产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国标将不确定变为更加确定的行为，这非常类似《三体》中的智子，将种瓜得豆的概率缩小了，将具有‘怪僻性’的创新人才的出现概率降低了。”
源于工业生产的逻辑
如今，新工科建设在高校中如火如荼。新工科的推进也将诞生一批“计算机+”专业，加号后面充满的未知，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秘境。
而此番左右国标的却是与新工科截然不同的逻辑。“国标的逻辑源于工业生产逻辑，将‘制器’的标准置于‘育人’。”卢晓东解释，所谓的“质量标准”是工业产品生产、检验和评定质量的技术依据，包含多环节的、系统的质量保证标准和管理规范，是一种确定的行为。
在他看来，国标更加适用于训练行为技能为主的专业，如高职专业，本科中的军事学类专业、工学类专业、医学类专业等。“适用的前提是该职业领域处在范式稳定期，即知识和技术非常稳定的时候。”
然而，在颠覆性技术持续出现的当下，国标的出台存在很大的隐忧。卢晓东举例，一名感光材料专业的学生按照国标要求，把专业知识吃透，毕业后被该领域最好的柯达公司录用，随着产业的萧条，如今也许已经失业。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侯定凯指出，国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两三年一改并不大可能。“不作规定，教师在课堂知识更新上可能更灵活；统一规定出台之后，限于课时数，教师授课‘旧知识继续上，新知识进不来’的局面还将延续。”
并不是要否认兜底标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甚至“回归教学”在当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需要特别强调。在采访中，多名高校教师向记者反映，二、三本院校亟须质量标准，改变专业教育中注水的现状。这才有了开头国标出台，高校争相购书的场面。
“只是‘一多二细三刚性’的国标，在某种程度上已忽略了差异性与灵活性。”储朝晖说，比如，东部高校与西部高校、综合性高校和单科性高校、“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与普通高校，其外在环境与标准的差异；诸如国外高校专业认证，一种可能性达不到，在一定条件下有另外一种或多种可能性实现互补的灵活。
行政推动下的国家标准
不久前，储朝晖走访了一所职业中学，该校的经费使用被框得很死，按财政上的规定，每名教师的培训费用仅有几百元钱，显然无法执行下去。“教育部和财政部均有标准，不同部门的标准还会相互打架，那么打架的时候按谁的执行呢？”一时无解。
“一刀切的标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谁来办大学，是行政办大学，还是专业办大学？”储朝晖说。
从上世纪50年代始，对口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就对高校专业设置、建设有所要求，但并未上升到国家标准层面。此次历时4年，多番论证的国标尽管被一些学者建议悬搁，形成辩论多听取反对意见，但在行政的推动下还是最终出台了。
戴上国标的“高帽子”，无形中为高校教师的创新增加了阻力。卢晓东曾给高校教师上课，有些观点往往会被教务处教师以“不符合教指委的规定”提问。
“高校教师实际上并不积极创新，因为创新更加艰难和费力，并且存在不确定性，冒着很大的风险。现在冠以比教指委的权威更大的国标名义，更为教师不去创新提供了制度依据。”卢晓东说，“试想，如果大学里几位具有领先思想的教师提出专业课程方面的创新观点和行动路线，但其他大部分教师、行政人员却提出：‘你们的创新观点根本不符合国标。’在基层，那些少数教师还能坚持去创新吗？”
道家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在卢晓东看来，创新的生态应是教育部的“无为”和“少为”，给高校的创新发展以及缓慢而坚实的进步以自由空间，来促进高校的自我发展与进步，进而产生冲突之后的彼此协调，形成一种自我约束、不断进步和多样化的创新生态，“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想的，但并不现实的世界”。他有些悲观地说。
侯定凯则认为，从积极意义上说，一种健全的教学生态和文化，可以在国家层面反复强调和推进下逐步建立起来。“如果政策执行得当，我们可以预期，大学的教学管理将更为透明和规矩，教学支持将更多得到制度保障，教师教学行为的监督和提升将更有依据，学生也将从更加可预期的教学环境中得益。”
政府应提供落实的保障
在国标发布的同时，吴岩表示，决不能让标准束之高阁，并言明新一届教指委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把国标学好吃透，用国标指导全国高校开展专业建设。
相应的，执行难也是本次采访中，专家们普遍的担忧。记者了解到，此次国标的一大特点是既有“定性”又有“定量”，既对各专业类标准提出定性要求，同时包含必要的量化指标。
“量化与非量化二者的结合，本意是体现标准的灵活性。但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量化的部分被执行得过于死板，非量化的部分则被虚化。”侯定凯说。比如，规定要充分保障教学设施设备，在执行层面如何判断“充分”与“不充分”，各学校都有自身的理解。图书资源无法按传统的配置标准进行，在无纸化时代，电子资源增多，规定太死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拿捏不当容易成为操作层面的束缚。”
除此之外，支撑一项政府改革更多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和资源配置。侯定凯表示，如果这两方面不跟进，更多自上而下的规范，给一线教师的感觉就是“额外工作”，制度推行起来必然会遇到阻力。
事实上，并不是说政府给了压力，高校、教师就能自动转化为动力。“政府应为政策落实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而不是单纯要求高校和教师作出承诺，更重要的是将政府自身的角色变革纳入其中。”侯定凯说。
然而，政府习惯性作为监督者身份示众，做决策时很少考虑到自身应该做什么调整。“政府对大学教学的支持力度，应该成为国标的一部分。国标的落实需要配套政策，特别是应该对政府、高校、教师在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中的责任清晰化。如此，既方便新政的推行，未来发现问题时，也更容易确认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侯定凯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