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兵，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红兵，原名张铁夫，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被“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张红兵说许多年来自己一直内心痛苦，公开这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并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听证会上的公开忏悔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因为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揭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回忆，发生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姐姐，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劝说。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10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记者：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鼓吹“文革”。我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记者：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记者：但后来因为她说了一些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记者：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了“弑母”大罪。
张红兵：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革”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父亲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写出来。母亲写在一张纸上，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记者：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在地上。然后他们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记者：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枪毙方忠谋！
记者：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后悔过？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记者：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记者：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被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记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记者：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又何尝不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记者：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我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记者：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会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
成为反面教材”
记者：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来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经历了种种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时，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你连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记者：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有什么看法？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记者：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拒绝遗忘吗？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一个反面教材。
听证会上的公开忏悔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因为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揭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回忆，发生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姐姐，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劝说。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10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记者：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鼓吹“文革”。我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记者：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记者：但后来因为她说了一些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记者：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了“弑母”大罪。
张红兵：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革”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父亲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写出来。母亲写在一张纸上，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记者：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在地上。然后他们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记者：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枪毙方忠谋！
记者：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后悔过？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记者：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记者：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被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记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记者：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又何尝不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记者：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我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记者：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会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
成为反面教材”
记者：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来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经历了种种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时，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你连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记者：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有什么看法？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记者：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拒绝遗忘吗？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一个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