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
多官员问责被免后“合规”复出
近几年来，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有被滥用的趋势，甚至被网友称为被问责官员“带薪休假”的代名词。梳理过去几年一些问责免职官员的经历发现，出事――免职――冷却――悄然复出――舆论质疑――回应合规――不了了之，成为他们的轨迹。
制度为复出留下较大操作空间
尽管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免职并非一个单项制度，而是散见于各个制度、规定里，主要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6个文件。
记者了解到，免职只是一种组织措施，用免职“处理”违纪干部，很容易为他们的“复出”打下伏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过去，免职基本上是一个职务变动，并不是一个处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免职后没有另行任用的话，就成了处分。
云南省纪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尹向阳也认为，现在免职有时全凭领导意志，也不经过任何程序，随意性很强。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除了“一年时间”的硬性规定外，“实绩突出”等规定为相关部门和人员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下，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一般微乎其微。“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大量复出，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状况。”
“不能上面打招呼就重新上岗”
2012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进一步规范问责方式，完善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程序规定”。
不少网民表示，并不反对问责官员复出，而是质疑复出程序是否合法。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出了问题就不用了，而且有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
“官员犯了错，不是不可以复出，关键是看怎么复出。”在尹向阳看来，有必要就免职专门出台制度，对什么情况该免职、免职的程序、复出的时限和程序等进行规范。
“官员复出要经过人大讨论和说明，而不能仅仅是‘上面打招呼’就重新上岗。至于谁提议其复出，也要一并进行公示。”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犯了错误的官员要重新上岗需要先取得民众的谅解。可以有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进行诚恳的道歉和检讨。
案例
2008年5月，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赴福建考察，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该局人员仍在武夷山等地游玩。事情曝光后，邵立勇被免职。一年之后，邵立勇以威海市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再度露面。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任命未违规。
2012年1月，由于女儿吃空饷，原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被免职。3月20日，忻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杨存虎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忻州市新闻办有关人士表示，杨存虎的工作安排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干部任职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