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红二方面军，陕北红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等部队，集中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1937年10月改任师政委)，甘泗淇为副主任。
毛泽东：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和任务的加重，以及部队员额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核准拨付给八路军的钱款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八路军经费紧张和物资短缺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和严重。不要说武器装备，就连被服、鞋袜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各部只能在不违背统一战线原则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自行筹粮、筹款、筹集物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筹不仅仍然难以摆脱财政经济的困境，还容易引发一些问题，八路军的后勤保障任务十分艰巨，困难重重。
1937年11月9日，贺龙、萧克、关向应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三八五旅旅长张宗逊和政委李井泉、三五九旅政委王震、雁北支队支队长宋时轮，明确筹款、筹粮、收集布匹的任务：“太原已失，敌必向汾阳、离石前进，那时我们将与晋西南隔断，而在晋西北独立作战。……现两个月后主力将达2万以上，游击队5000人，创造晋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准备新的战役，应努力收集6个月的资材及粮食。”为此，一二○师提出了具体的筹集任务：筹款80万元，伙食办公费70万元，服装费10万元。筹粮10万石(每石130斤)。收布5000匹，棉花2万斤。
11月27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八路军各师：“新战士日益增加，我军经费之支持情形仍照如故。对新战士之服装、鞋袜及日用品，总部已在西安筹办一部，但因交通不便、经费困难关系，为数不多，且到达需时，各兵团除应多方节省经费外，对所缺新战士之被服、鞋袜、日用品等，应自己设法在群众中逐渐解决。”
1938年1月10日，毛泽东、陈云、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一)前方部队给养是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及阎锡山方面暂时没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很大希望。外国捐款正在设法中，一时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应依靠民众的自愿援助来求得解决。(三)这种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口号下进行。这不但不能以此破坏统一战线，而正应该从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去解决。”
1月31日，朱德、彭德怀就解决经费给养问题致电一二○师：“甲、此次彭见蒋，仅增米津5万元，余无他得。乙、你们来电，每月至少需18万元，似此万难维持。从2月份起，总部至多只能供给你们7万元，似此相差甚巨。丙、在不过分妨害统一战线原则下，仍须采取劝捐办法求得解决一部分。丁、王震旅、宋时轮部粮食经费究能维持若干时间，请详细复查，并须防止浪费。戊、部队徒手过多，是否分散一部分给地方政府组织自卫队，在必要时，亦可收归一二○师补充，请酌量情形执行，并电复。”
4月22日，朱德、彭德怀就解决八路军财政困难问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华北我军现实有人数12万以上，“经费至少每月需90万元至100万元(买粮在内)，现无单衣着棉衣，无鞋子等，生活比较苦。但部队扩大，收买武器仍不应停止，而相反应加紧去做。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比打土豪时期困难许多，因战争的破坏，特别敌人大举烧毁及华军(指国民党军队)抢掠，我军筹捐，民众负担已极重，此问题不能不有预为筹划”。
8月2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发《关于停止宣传合理负担口号的通知》：“在华北，合理负担的口号因执行不善，已引起各地人民相当大的反对，甚至有红枪会武装拒绝合理负担，地主组织联庄会拒绝合理负担，日寇亦以反对合理负担来鼓动群众反对我们，广大群众对合理负担的口号已有极不好的印象。因此，各地党的组织与八路军部队，以后不要再在群众中宣传合理负担，只宣传‘有钱出钱’口号。”
10月23日，朱德就八路军编制、经费等问题致电蒋介石：“八路军现在所担作战及发展游击战争任务异常重大，区域异常辽阔，加以币价跌、物价贵、运输线长，过去核发之经费，每月经常费只50万元，米津10万元，河防米津一万四千元，实万分不够。”
12月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致电中央军委：“前方经费目前处于极困难阶段，冬衣尚未完全解决，山西、河南筹粮摩擦特别多，兵工厂经费只能从本月份及明年一月份各拨5万元，共10万元，再无法多拨。”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